纵观目前国内关于中医发展的讨论，焦点在中医是否科学及是否需要科学化，并且争论双方往往难以形成建设性的讨论。中医在西方国家的传播形态也许是一面镜子，我们可借之认识自己所在的文化环境，找到真正应讨论的问题，从而明确中医正确的发展方向。

　　中法两地中医形态反差及人类学解读

　　自1994年起，笔者对法国的中医形态曾进行过10年的田野观察。临床、教学及媒体宣传的细节显示，当地中医呈传统乃至“过传统”化。更有甚者，绝大部分学习、使用中医的法国居民对阴阳五行等理论的热衷，已经超出临床意义，成为自己人生目的及情感寄托。

　　笔者对此现象的解释如下：1.空间上的整体观。法国居民对待中医的态度，与他们对待带有“中国标签”的其他事物的态度一致，即倾向于接受与自己所熟悉的事物相异的形态，而拒绝相似的形态。2.时间上的历史观。这种特殊的文化规则，来自中西交往400多年以来在西方社会形成的“中国印象”。3.西方国家所处的后现代语境。许多原产地被认为是前工业的非西方社会传统文化产品及观念，被赋予批判现代性的任务。笔者所访谈的法国中医学习者中，无一例外地对自己的文化、社会（首当其冲的是科学及西医）持批评态度，中医——特别是其医理和观念——可满足他们的“革命”情结甚至宗教情结。

　　反观中国社会，在“全球西化”大潮下，非西方社会文化在空间上被“地方化”，在时间上被“传统化”，两者都处在“现代性焦虑”中。中医所经历的“废医存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及今天的“科学化”或“全面取消”，可视为该“新文化”语境的一部分。因此，从人类学整体观、历史观看，国内对中医的质疑并不意外，但这只在特定时间、地点内才具合理性。需要反思的不单是中医，更应包括我们的现代性世界观，特别是对“科学”的态度。

　　中医与“科学情结”

　　国内中医界的“科学情结”较浓，人们经常听到“中医有效，因此科学”的观点，一些学者努力将系统论、控制论等后现代科学理论与中医加以联系，有的还热衷于在实验室里寻找中医理论的物质根据，能坦荡接受中医不科学的学者不多。这与法国中医界正相反：对他们来说，“科学的”一词甚至带有贬义，比如笔者所访谈的对象中，大多批评科学方法鼻祖笛卡尔在灵肉间筑起藩篱、将自然简约化，认为这是现代社会弊端（特别是西医恶行）的滥觞；而中医传统理论、方法在他们看来很完美。

　　笔者认为，若以狭义科学定义，即“实证的实验观察方法”、“以此方法获得的知识”和“以这些知识为基础的应用”来衡量，中医显然不科学，因为它不依靠实证的实验观察方法，而是根据经验寻找直观临床表现与治疗方法之间的对应关系，并通过道家哲学思辨方式将此关系编织成知识系统。然而，对一个医学体系来说，科学与否只是事实判断，不应是“好与坏”的价值判断。就价值判断而言，只取决于整体疗效。

　　中医“科学化”分析

　　在讨论中医能不能、要不要“科学化”时，特别要跳出科学主义的框框。唯一判断标准应该是：“科学化”是否能提高中医系统的医学功能，即既快又准地找到更有效、方便和经济的临床解决方法。我们从科学定义的三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医诊疗过程中的应用。成功的例子是自动煎药机的使用，它代表的理念是将科技作为忠实的仆人。存疑的例子是脉诊仪，它并不动摇中医的基础，反而同意脉搏传达的信息具有重要诊断意义，不过它代表的工业理念即机器优于人工却值得推敲。脉诊仪对信息的收集是否比传统方法更为客观、精确、全面和方便？是否能提高中医诊断精度和速度？会不会过于昂贵而无临床使用可能？因此，此类努力很可能只是科技制造能力的展示，不会是中医发展的方向。

　　第二，以科学实验方法证实或证伪现有中医知识。无论对中医体系中“气”、“经络”等特殊结构，还是“肾开窍于耳”等特殊表述，人们都努力去寻找可见的物质基础。对此，笔者有所怀疑：对于中医，有关人体、疾病及治疗的所有知识及理论，都是围绕临床疗效建立起来的，背后未必有也无须有物质基础；就算牵强地附会一些“科学证据”，也未必会比原来的中医知识体系更有效地完成临床功能。反过来，找不到“科学证据”的中医知识并不就从此丧失其临床功能。因此，此类研究与中医实践及发展关系不大。

　　第三，将中医“观外知内”及“哲学思辨”方法置换为实证的方法。这种理想的“科学”中医也有疑问，根源在于实证法的局限：对中医诊断有意义的症状、体征后面是否都存在可观察的“物质基础”？人类穷尽资源、能源造出的仪器能否将存在的“物质基础”观察穷尽？理论上足够精密的仪器，能否普遍应用于临床？观察“证”所涉及的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物质基础”的策略，是否比以简驭繁的传统“辩证”方法更为有效？人类认识进程显示，人体由机械、生物、生化、分子、基因各层面组成，不但有尚未发现的新层面，而且实证法永远无法探明所有层面，因此以实证法为手段的西医对这些层面的疾病无能为力。而中医“观外知内”的思辨方法则不受此制约，在可见的病因被发现之前，就有可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手段；这种被质疑“不科学”的方法，正是中医的核心及优势，也是人类能力多样化的资源，在与疾病的争战中可以多一种选择、多一份胜算。

　　尴尬与对策

　　今天，我们面临的尴尬是：在经过“现代化”而彻底“失魅”的社会里，中医几乎难以生存和传承。相对西方后现代社会，中医似乎需要我们创造更多条件才能保持传统。

　　摆正科研与中医的关系。让科研为中医临床服务，避免将科研当做中医的主宰。具体来说，主要方向应从对中医理论的实证研究转向对中医诊疗实效的证明；比如中医“征”与症状、体征间的对应关系的统计学研究、药物及“症状—体征团”消除之间的确证、新“症状—体征团”出现概率等。

　　营造中医临床良性环境。让使用传统方法的中医院、中医生能够生存，并要比“名中实西”的同行生存得更好，比如改变目前诊疗市场经济赢利机制，以生态学原则重奖能源、资源消耗少而疗效高的单位、个人。

　　改革中医教育。除了加大传统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时间的比例，更重要的是如何让青年学生热衷学习传统中医。这在当今社会并非易事。以人类学视角重新审视科学—医学、西医—中医的关系，特别是通过海外异文化环境里中医的各种形态来反观自我，不失为有意义的尝试。

　　笔者衷心希望，在中医问题上能形成一个建设性的讨论气氛。只要我们不预设各种框框，尊重不同医学的内在逻辑并将临床效果作为中医发展最主要的评判标准，就能逐渐接近最适合当今中国社会的中医形态。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贺霆　单位：云南中医学院中医西传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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