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230期 独家报道“六百年屯堡文化　活着的大明历史”文章之一

　　鲍家屯村中央，一处老屋的墙壁上张贴着一张执事榜，同村鲍灵信的母亲去世了，四名子女邀请同村族戚好友前去指导丧葬事宜及帮忙。透过这张已被雨水冲刷过的榜单，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当时的安排。内管、外管、物资采购、经济保管、会计、灵堂接待、伙房负责、祭幛登记、妇女组组长、请客、装烟斟酒等11项事宜，分管到人，责任清楚。

　　陪同记者采访的村中长者鲍中权说，这张执事榜就是一个操办丧事的组织明细。丧事结束，大家完成各自的任务，随即自行解散。每户村民遇到类似的红白喜事都要成立这样的班子，并以文字张贴告知与众。这就是屯堡社区的“互助组织机制”。

　　作为“外来户”的屯堡人，能够在几百年历史中，在保全自身的情况下实现发展，靠的就是这样一个“互助组织机制”。而屯堡人丰富的民俗活动，更像是一种无形的黏合剂，将整个屯堡团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屯堡人崇尚礼仪，对家庭间的交往非常看重。遇到孩子上大学、工作、结婚、生育、参军、建房、老人过世等人生大事，都要举行相应的仪式。而这种个人通过家庭与社区的礼俗交往互动，则构建和传承着屯堡文化。

　　小孩出生要“做大客”，婚丧嫁娶要办“成神”仪式。正月有“抬汪公”节。“汪公”，即汪华，祖籍安徽，生活在隋末唐初，唐高祖武德四年率部降唐，封越国公。贞观二十三年病故，追封徽州府主越国公忠烈汪王。七月有祭奠祖先的“河灯节”。

　　除此之外，屯堡人一年四季佛事活动不断。正月上九会、二月观音会、三月蟠桃会、六月雷神会、七月中元会、十月牛王会、冬月太阳会、腊月祭灶。不过，这些活动的主角全是妇女。在屯堡，女性过了生育的年龄都要加入“修佛”队伍，结伴朝山拜佛、“做会”、忏拜吃斋。当然，屯堡人的佛事活动并不单是佛教信仰，玉皇大帝、关公、汪公、灶神均被列入信仰之列。

　　在屯堡，有各种类型的自发组织。如协调村里大小事宜的“老协会”，进行调解民间纠纷、组织全村性民俗文化活动，引导村民行为，组织修路、建桥、维修学校、慰问师生等公益活动。“老协会”在民众中的威望甚高，特别是在调停纠纷上，无理的一方会很心虚害怕。地戏队、花灯组、秧歌队等团体，在传统的节日或者重大活动上会自觉参与村落文化活动的表演。

　　屯堡妇女频繁的佛事活动也有相应的佛事组织。佛事组织的负责人均为女性，称为“佛头”。“佛头”要会打点各方，懂风俗，会念佛，爱好做佛事，勤劳，同时还负责佛事活动的组织、化缘和庙宇维护等主要工作。

　　目前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九溪村，存在众多以“会”为名的社区经济互助组织。如曾经以贸易为主的“米会”、“茶叶会”、“经济会”；以帮助解决老人去世时丧家在钱财、粮食和劳动力方面可能存在困难的“老人会”和“四老会”。老人会有严格的会规，并制成“会簿”发给每位成员。还有以妇女为成员专为出嫁女儿“做大客”而成立的“提篮会”，以及为解决修房屋、婚丧嫁娶、做生意等产生经济困难的“钱会”。几乎每家每户的每个成年人都要加入一个“会”，而且多数人会加入不止一个“会”。

　　这些协会均是民间自发组成，有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有很强的公共取向，并体现出公益性、民主性和高效率、低成本的特点。

　　“会员”们靠自觉遵守会规。凡有一次不遵守者，此人则面临信任危机，此后再很难加入任何会，也将很难再得到相关的帮助。

　　除了这些固定的民间组织，在村寨的每一个活动之前都要成立筹备组，负责活动的准备工作和开展，成员相当于村民代表。如每年的“抬汪公”活动中安排哪些人抬菩萨、哪些人负责维持治安、哪些人负责伙食等等。事情完结，筹备组即行终止。来年，又逢此活动，则又重新成立此类组织。活动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责任到人，财务的收支明细也会列表公示。

　　这些渗透村落、片区及家庭层面的临时组织，建构了一个庞大的文化网络，凝聚了集体的智慧、体力，为村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村民的生活、生产有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组织保障。

　　屯堡内部的组织何以如此高度有序？有学者认为，屯堡先辈是随“调北征南”的军事政治行动而守据黔土的，其组织机制的形成与严格的军队建制有紧密关系。屯堡自然村寨内在地按照军队组织化的运作方式来调配村中资源，推进各项活动的开展。而无论是屯堡人种类繁多的风俗习惯，还是其程序有致的民间组织或者协会，都是屯堡人数百年来精神寄托的载体。

　　但是，屯堡人的交往也是有边界的，以通婚为例，以往屯堡只能在屯堡之间寻找结婚对象，对于屯堡之外的汉族是不会选择的，更别说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当然，这个情况现在正在改变。（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唐红丽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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