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亚太三人行”栏目第六期在日本大和总研的多媒体工作室顺利进行。受访者为目前在中国知名度非常高的日本专栏作家、媒体人加藤嘉一先生。三人就中日关系、中国文化和中日年轻人的成长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1 为了解世界来到中国

　　川村雄介：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充满青春朝气的加藤嘉一先生。他被认为是时下在中国最有名的日本年轻人。加藤先生，您当初是怎样同中国结缘的？

　　加藤嘉一：2003年，我18岁那年第一次去中国正好赶上SARS。那时，只是单纯地想尽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去周游世界，了解外国人眼中的日本是什么样子。或许是因为最初的出发点只是围绕日本，十分片面，当时感到很无趣苦闷。我那时不仅热衷于竞走运动，而且还很喜欢看世界地图。我很想了解非洲人、美洲人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是什么样的，通过对比来认识日本。我最终决定去中国，是因为在我上高中时北京申奥成功，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得到大幅提升。正因为我潜意识里想去了解世界，才注意到了中国的崛起。最终，我享受到本科及研究生阶段学费全免的待遇，以公费留学生的身份去了中国。

　　薛军：大多数人认为还是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比较好，因为高中毕业后对母国文化的理解、对母国社会的认识能力还有所欠缺。第一次在中国电视上看到加藤先生时，心想高中毕业后就来中国的一个日本年轻人，真的了解日本吗？通过聊天发现你确实很了解你的祖国日本。

　　加藤嘉一：在日本，父母和小孩是一起生活的，子女很难离开父母，这与中国的情况是一样的。我十分幸运，父母从我小时候开始就让我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做事情，我从小就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我是在对日本不了解，也没有读过什么书的情况下去的中国。到中国后，我开始沉浸在读书的乐趣中，欲罢不能，一年大概能读300本书。当然，我对日本、对中国的认识还是有很多不解的地方。但是，我对很多事情的理解、阐释以及切入点，与我的年龄是没有关系的。当然，有人是在积累了社会经验后才会阐述自己的观点，也有人积累经验后也无法阐述自己的见解。所以，我认为年轻与经验都很重要。

　　2 中日文化环境差异

　　川村雄介：即使是在狭小的日本，文化也是非常多元化的。根据加藤的经验而谈起日本时， 应该是对高中毕业以前人们的一些印象吧。

　　加藤嘉一：是的。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个社区，就好比学校的班级一样。当我这么说时，大家会想这是怎么一种情况呢？无论是参加运动会、文化节，还是去学校学习、参加讨论会等，大家不是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而是“先观察气氛，后跟随主流”。给人一种不是人去决定事情，而是事情决定人的意志的感觉。

　　薛军：你怎么看待中日两国中存在的“加藤现象”？

　　加藤嘉一：这种现象其实和我没有多大关系。虽然我知道有“加藤现象”这种说法，但是，我并不只针对应该要做的事情发表看法，而是朝着我自己的目标去了解中国和探讨中国，思考中国与日本应该怎样共同进步、一起成长。我应该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媒体对我的评价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在中国社会，从我的所见所闻来看，我认为中国人并不十分在意组织、头衔、身份这些所谓的背景。

　　川村雄介：我印象里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在乎头衔、身份。现在你的看法和我的认识正好相反。

　　加藤嘉一：确实，在中国的政府机关和国有大企业中很重视职位。但是，单纯对个人来说，有很多有个性但是还没有展现出来的人，他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发表过自己的观点。比如说我，平常就用加藤嘉一的名字，用汉语向中国人发表一些自己对中国的看法，到今天为止，能像我这样做的人还很少。由此可见，中国的媒体和政府，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十分包容的，他们会给你机会。比起日本，我认为中国具有不排外的环境，更具有包容力和灵活性。

　　3 当代年轻人要自我崛起

　　薛军：很遗憾的是当今的日本学生一般不会对事情发表看法，现在大多数学生是内向的。那么，你认为这种现象能改变吗？应该怎样改变？

　　加藤嘉一：我认为突破口有很多。首先应该让年轻人知道自己的责任和权利，另外我们这一代人要自我崛起，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怎样才能让日本的年轻人怀揣全球化的价值观积极主动地去认识世界？日本同龄的大学生中也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人，只是从整体氛围上来看还有所欠缺，这是与中国最不同的地方。现在的中国有一种团结一心、奋发向上的精神。这就像棒球比赛中大家高喊“加油”的口号鼓舞人心、努力拼搏，这一点应该是日本当前最缺乏的东西。我认为最主要的突破口还是要改变日本的大环境，不能像“30人31脚”那样大家心不齐，拧不成一股绳。虽然有时中国人看起来很散乱，但如果组织起来，大家会向着同一目标前进。日本则恰恰相反，虽然看起来很有凝聚力，但实际上很散乱，大家都各行其是。

　　薛军：中国的“80后”，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人们对这一代人有些担心，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负面评价，关于这点，你怎么看呢？

　　加藤嘉一：我想2012—2022年，这10年是中国的过渡期。在这之后，才进入严峻时期。2022年后，“80后”成为社会中坚力量，那个时候他们都已经超过30岁了，他们的价值观将对社会发展起着巨大作用。考虑到他们今后的引领作用，这一代人的特质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的特质。所以我一直很关注他们在民族主义或欧美崇拜等方面的不同动向。

　　4 日本震后应反思发展战略

　　川村雄介：在日本，说起具有海外志向的一代，应该就是指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吧。薛先生说过现在的大学生缺乏朝气，我也这么认为。这次的东日本大地震，惨状无法用语言来表述，但是有一部分受灾地区恢复得很快，我想这次地震应该也可以作为日本重新振作的契机吧。

　　加藤嘉一：我同川村先生的观点完全一致。这次地震让日本受到重大打击。在灾后刚刚过去一个月的4月11日那天，我去了灾区，看到现场的惨景后，我想“或许战后的废墟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吧”。我是带着年轻人应该怎么做的思考离开灾区的。我认为我们日本人应该以这次震灾为契机，思考应如何改变。实际上，3月11日那天我正好在东京，在20多公里的徒步回宾馆的路上，我遇到了一群高中生，和他们进行了一番交谈。他们说“自己作为日本人应该有所觉悟，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我想，有这种想法的年轻人应该不少。发生这次地震后，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国家的政治领导能力，也就是国家构造，特别是国家战略问题。日本究竟要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少子化和老龄化、财政赤字、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日本的国际地位，客观考虑分析日本目前面临的这些问题，我们日本人应该认真思考到底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应该从何做起。

　　5 “以和谐为贵” 中日共同繁荣发展

　　川村雄介：中国有各种各样类型的人，日本也是一样。你怎么看呢？

　　加藤嘉一：我想说两点，首先，在考虑中日两国对彼此的观点看法时，要先知道中国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人，也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就像猜纸牌游戏一样，你对每张牌有自己的猜测，你的猜测与纸牌对照后才能得到真相；对中国的认识也一样，有必要揣着自己的猜想和认识，出国实地对照比较。另外，中日之间现在已经有300多个地方结成了姐妹友好城市。由此可见，官方交流并不是两国外交的唯一途径，现在已慢慢走上民间交流发挥引导作用的时代了。今后，对如何巩固两国关系、如何促进两国共同繁荣这个问题，我认为既可以从时代的角度来看，也可以从地域的角度来分析。比如，以洛阳、郑州、成都、武汉、长沙等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和相对应的日本的筑波、千叶、名古屋等城市作比较。

　　川村雄介：进一步促进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你认为日本和中国各自应该做些什么？

　　加藤嘉一：从历史上来看，当前的中日关系是非常特殊的时期。现在，中日两国国力相当，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中国国内虽然有很多矛盾，但中国还是在不断发展壮大。根据日本的经验来看，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环境污染、货币改革、腐败、制度改革、水危机、节能减排等问题，当然也包括当前的核电站问题。我也在考虑针对这些问题，基于日本自身利益的考虑，日本应该持什么样的姿态和作出怎样的战略支持。具有象征意义的是，2008年日本结束了对中国进行的政府开发援助项目。一定意义上来说，日中经济贸易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行而不断增长的。2008年，大部分日元贷款项目已经结束，从那时候开始，中日双方开始站在对等的位置上。我认为“对等”这两个字很关键，这表明中日关系已经是很强的相互依赖关系了，这在人类史上是很少见的。

　　对中国来说，应该很好地借鉴日本，因为日本对中国来说是个很好的反面教材。更进一步说，中国在未来20年、30年、50年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鉴于“以和谐为贵”的中国国情，美国的发展模式对中国来说肯定是不适合的。日本是欧美国家以外，第一个在不依附于宗教的情况下逐渐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那么，中国会依赖宗教发展吗？答案是否定的。从中国今后长期发展的视点来看，对日本因素的作用评价过小了。在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日本可以做中美之间的桥梁，也能解决这一过程中的很多问题，日本人要首先清醒认识到这一点。

　　6 创造纯粹的学术环境很重要

　　川村雄介：目前高等教育竞争激烈。比如说，在大学里学生之间有竞争，那么教学的一方老师之间肯定也有竞争。关于这点，不仅在某个地方，包括在整个日本，乃至整个世界都是会相互竞争的。

　　薛军：在日本，地方和首都东京相比，有非常大的差距。我认为中国不是这样，中国地域广阔，南方和北方、沿海和内陆，全国各地都有很多有名的大学，有各种各样的校风。在日本，因为“一极化集中趋势”（编者按：特指日本近期的产业和人口向首都东京以及其他个别城市相对集中的趋势），好的大学相对集中到首都东京、大阪、福冈等地，因此只有这些地方才会有很好的校风。另外，虽然对中日之间或者日本国内之间、中国国内之间的大学进行比较有些困难，但是如果只拿东京和北京的大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特点。现在，在日本地方大学上学的学生也许是很不幸的，如果是在东京，会有很多研讨会，可以见到很多人。你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

　　加藤嘉一：我一直在观察中国的情况，我发现外国的首脑如果去北京的话，经常会去清华或者北大。但是，并不是所有学生都有机会和那些首脑们见面，要通过竞争来争取机会。但是，我认为今后在中国、在社会主义体制的大环境中去创造一个纯粹的学术环境是很重要的。在大学里，并不仅仅是学术探讨，还应该有像新闻界人士、商业人士、政治家等各种领域的活动。关于这点，我认为日本和中国的高校都一般，与美国的哈佛、斯坦福相比，我们的大学和它们还差得很远。我认为，无论建设多少所大学，无论这所大学有多么自由、文化底蕴多么雄厚，能否让学生在不同的领域自由发挥还是很重要的。

　　7 国学热商品化

　　薛军：中国近年来出现了国学热，你怎么看？

　　加藤嘉一：我持悲观态度，因为当前的国学热完全是商品化的国学热。现在，研究国学的人是最有钱的一类人，国学自然成为了商品经济的一部分。当然，研究国学也应该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川村雄介：人离不开衣食住行。但是，挣钱的方式有很多，例如，大和证券的“大和”，并不是代表“日本”的意思，而是代表“大和谐”的意思。总结起来，就是人们要遵守礼仪，互相体谅照顾，共创辉煌，在工作中互帮互助、和睦相处。在中国，这种观念开始被商品化了，关于这点我感到很遗憾。

　　加藤嘉一：我也感到很遗憾。道德与哲学等在普及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价值。但是现在，一些人是用很武断、狭隘的眼光去看思想哲学一类的东西。这种浮躁的风气不利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发扬。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川村雄介　薛军 本访谈实况视频将发表于日本“大和证券”网络电视http://www.daiwatv.jp/。有关本访谈的日文版报道将发表于日经BP网络在线http://www.nikkeibp.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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