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公共政策应对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它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口再生产模式从传统型（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现代型（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转变的必然结果，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会对储蓄、税收、投资与消费、社会福利体系、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结构等形成冲击；在社会层面，人口老龄化将对卫生与医疗保健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并影响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住房与迁徙等；在文化与政治上，老龄化不仅会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且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甚至政治力量格局。

　　事实上，那些被描绘出的可怕景象并不注定是我们的未来，一个老龄化的世界也蕴藏着巨大的机遇与活力。当然，我们必须为此而对社会的组织和运行进行再设计，并制定更为智慧和高效的公共政策。

　　首先， 从本质上讲，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问题更多地源于老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社会架构不协调所产生的矛盾，这使得现有的社会制度与公共政策无法满足老龄化社会的发展需求。应当把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同更广泛意义上的发展结合起来。关于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制定需要被赋予更宽广的社会视野，重新审视中国乃至全球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并为调和这种人口年龄结构与现有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给出一个统筹的公共政策框架。

　　其次，仅仅调整人口政策或者对老年人的政策不足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公共政策进行局部调整或者刚性调节也不足以应对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公共政策要想在这个系统中发挥持久有效的作用，就必须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统筹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促进和支持各种不同的系统共同发挥作用。

　　再次，中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其公共政策安排不只是一种应急策略，更重要的在于能否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互协调。从这个意义上讲，涉老的公共政策体系必须能够统筹短期目标与中长期发展战略。只有明确了中长期发展战略，公共政策在应对短期目标时，才可以分清它们的轻重缓急以及可以解决的程度，不会迷失在具体问题中， 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此外，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政策应该有效协调西方国家的经验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在强调中国国情与东方智慧的基础之上，创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发展模式与生活方式。

　　（彭希哲、胡湛《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3期）

　　老年人口比例提高将增加平均消费倾向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将影响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水平、利率水平、工资水平、社会抚养负担等经济变量。根据跨期消费最优选择理论，这些变量都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通过引入人口结构因素，建立一个基于最优选择的新古典消费理论模型，利用2001—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作为数据来源，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考察少儿人口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居民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老年人口抚养比会显著影响居民消费，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将会增加平均消费倾向，而不是降低平均消费倾向。具体结论如下：第一，实际可支配收入和平均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平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万元，平均消费倾向将下降0.047。第二，本期价格和平均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CPI增加1单位，平均消费倾向将下降0.0037。第三，预期价格和平均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预期CPI增加，平均消费倾向将上升。第四，利率和平均消费倾向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根据跨期消费最优选择理论，利率越高，居民倾向于将当期的收入用于储蓄，获得更多的资产收入，将用于未来消费，以获得一生效用的最大化。第五，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平均消费倾向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老年人口抚养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平均消费倾向将增加0.044。第六，少儿人口抚养比与平均消费倾向统计关系不显著。

　　（王宇鹏《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1期）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