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风暴就像一场来得又急又猛的海啸，人们一开始舒适地躺在岸边，听到嗡嗡声响时，以为灾祸还离自己很远，但往往还来不及起身就已大难临头！”这是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学教授林佳莹对人口老龄化作的一个形象比喻。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3.26%，65岁及以上所占比例为8.87%，根据老龄化国际判断标准（前者比例为10%，后者比例为7%），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但遗憾的是，我们对未来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缺乏足够的重视。

　　从目前的情况看，老龄化首先面对的难题是如何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近年来，我国发达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和各大、中型城市服务行业出现的“招工难”问题，已经敲响了低端劳动力无限供给神话的丧钟，这也是人口老龄化给我们敲响的警钟。我们知道，目前的现状是作为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少儿人口出生比例不断下降，而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比例却在持续上升，这必然会导致社会赡养需求压力的上升。因此，老龄化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我们未来如何供养老年人？劳动力供给和老年人赡养问题是老龄化的两个最直接的后果。其实，老龄化问题不是老年人问题，而是人口的结构性问题。目前我们尚能赡养既有老年人，并不表明我们将来一定能抚养更高比例的老年人。我国老龄化问题还嵌入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之中，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而，要解决中国的老龄化问题，首先必须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第一个特殊性在于，中国正处在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向城市和发达地区转移。由此带来两个悖谬的结果：一是农村老龄人口比例高于城市；二是外来劳动力稀释了城市和发达地区的老龄化，因而影响我们对老龄化的直观经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第二个特殊性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实行的严格的限制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人口结构的快速转变，由此导致相当低的生育率，这使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一种加速度的发展趋势。随着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龄，老龄化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和2000年相比，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据估计，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17.17%，2040年高达28%。此外，我国的生育政策也人为地缩小了家庭的规模。如2010年我国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为3.10，比2000年减少0.34，这也将进一步弱化家庭的养老照料功能。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第三个特殊性是“未富先老”。从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历史看，发达国家是在其经济发达、国民收入比较高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化阶段，而我国老龄化是发生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这又提出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我们的经济实力能够供养日益增多的老年人吗？我们是否为应对老龄化海啸做好了准备？

　　在笔者看来，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从改变人口结构入手。当务之急是尽快调整滞后的生育政策，鼓励生育以应对人口结构中的老龄化速度加快问题。在这当中最主要的是，不能把老龄化问题混同于老年人问题，认为鼓励生育增加少儿人口并不能减少老年人口。其实，老龄化是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老龄化是一个结构比例问题，而不是老年人数量的问题，放开生育政策、鼓励人们生育可以改变人口结构，增加少儿人口比例，相应地也是提高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所以鼓励生育可以降低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因而能够缓解当前和未来人口老龄化的严重程度。降低老年人口比例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出路。

　　同时，我国应对老龄化必须从国家制度层面去解决养老保障。放开生育政策可以降低老年人口比例，但是既有大量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还需要面对。自古以来，老有所养是中国人的梦想。老有所养不仅是老年人养老金从哪来的问题，还包括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老年人的照料需求问题。传统中国的养老需求主要依靠家庭伦理和道义经济，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家庭规模变小和家庭空巢使家庭难于胜任老年人的赡养照料，因此现代养老也应强调国家责任和社会分担。当前我国相当多的群体还未被养老保障制度所覆盖，养老金是我国应对老龄化所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计划生育政策致使家庭少子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型塑的“4+2+1”畸形家庭模式和农村留守老人会使老年人照料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这都要求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应从制度层面建立养老保障制度，使老有所养成为所有中国人的现实，使所有老年人都能处在国家编织的赡养安全网中。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海啸，我们必须保持危机意识，果断决策，调整人口结构，建立化解人口老龄化危机的社会安全网。只有从结构和制度入手，我们才有可能从容应对老龄化，才能保持国家的繁荣昌盛，才能保证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恩　单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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