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21期特别策划“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文章之一。
　　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后，中国以及国际社会流传出一份称之《田中奏折》的日本侵略扩张计划。几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接着日本策划了华北事变，一步步向华北蚕食，终于挑起全面侵华的卢沟桥事变；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以及侵华战争的泥沼化，日本又发动了对美宣战的太平洋战争，最终导致彻底的失败。以上一连串的侵略扩张行径，使人们不能不相信《田中奏折》的真实性。不过，经战后日本学术界的研究，大多认为这份奏折并不存在。中国学术界也有部分人倾向于这一观点，但对奏折的出处提出质疑，并对后来日本侵略扩张步骤与奏折出奇地相似产生疑惑。问题在于，即使《田中奏折》纯属子虚乌有，能否否认至少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连续性和计划性？能否得出《田中奏折》的流传，是造成中日历史分歧或历史认识纠葛的根本症结所在？

　　围绕这一问题，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近现代史部分第一部第三章《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先生与日本中央大学服部龙二先生均表述了各自的看法。

　　服部先生称，在东方会议上，“田中训示了作为总方针的《对支政策纲领》，田中的理想是使有反共倾向的蒋介石与张作霖南北分治，田中承认蒋介石的统一，让张作霖返回东北，以图安定”，“与东方会议相关联，出现称作《田中奏折》的怪文书，被认为是田中依据东方会议，向天皇上奏的侵略中国的计划，事实上，《田中奏折》与东方会议极大地背离”。对此，服部还加了一个注释称，“重光葵曾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指出《田中奏折》的根本谬误，满洲事变前，中国也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日本提出的取缔要求。因此，国民政府外交部也有可能知道《田中奏折》是伪书”。

　　王建朗先生则强调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学界已有许多讨论，该文件如何产生，尚有不明之处，但后来日本的扩张路线恰恰如该文件所叙述……重光葵后来也表示，‘此后东亚发生的事态，以及随之日本所采取的行动，恰恰呈现出以《田中奏折》为教科书而进行的状态，因此，要消除外国对该文件的怀疑是困难的’”。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结束后，服部先生又推出一部大作，题为“日中历史认识——围绕《田中奏折》的相克”（东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他认为，“《田中奏折》在现实的中日关系史中仍然起着作用，以1927年为起点，满洲事变后中日的宣传外交，在国联（大会）的论争，中日战争时期的情报战，以及东京审判，冷战时期的东亚国际政治，历史问题，直到2006年开始的中日两国政府主办的历史共同研究，《田中奏折》作为争论点一直持续着”。

　　服部先生认为，迄今为止中日之间之所以存在严峻的历史认识分歧，很大程度上缘于《田中奏折》。可是，“事实上，东方会议带有联络会议的特征，《对支政策纲领》中也有许多矛盾之处”。在日本，“支持田中的国内基础是脆弱的”，“田中考虑的是以与张作霖的关系为轴心推进满蒙政策，但是关东军势力批判这一政策，因此爆杀了张作霖，也导致田中内阁的崩溃”。这该是中日学者围绕与《田中奏折》相关联的东方会议的一大分歧点。即日方学者认为，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并没有什么计划性和连续性，日本外交也不是铁板一块。而“中方报告书把日本外交看做是铁板一块，使人感到基本解释的舛误”。

　　服部先生的观点几乎是日方学者代表性的见解，这在日方报告书中几乎随处可见。日方学者之所以尤其关注《田中奏折》的真伪，重点在于否认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性和连续性，他们的根本观点是不认可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之间存有必然联系。

　　中日学者之间围绕《田中奏折》的争议，其实质已不局限于辩明它的真伪，而是直接关联到日本侵略战争的认识观问题，以及战后以来迄今，日本历史认识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本原因或责任所在。

　　顺便提及的是，服部先生对此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还是予以了积极的肯定，他表示，“尽管仍然遗留一些僵持的问题，但中国方面的报告书体现了中国学术界的最高水准……叙述的整合性非常之高，也感受到与中国历史研究的距离感，无论可以接受或不能接受，都可称之意义深远的共同研究”。（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希亮）（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小组：童力、宋晖、江哲、郭烁、刘鹏、黄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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