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21期特别策划“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文章之一。

　　战略后方是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抗战大后方即是抗日战争时期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演变，与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密不可分，也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和中国抗战实力的判断和认识有密切关系。

　　日本局部侵华与西北后方根据地的筹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鉴于日本的局部侵华和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在其日记中即表达了迁都西北、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考虑。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并在四届二中全会上决议“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开始了对西北根据地的经营，并一度形成开发西北的热潮。

　　但是，选择西北地区是国民政府尚未将西南诸省纳入其统治范围之内时所作的迫不得已的决策。事实上，由于西北地区经济落后，自然条件较差，文教相对落后，人力资源不足，在地理上靠近华北，一旦华北沦陷，西安和西北地区容易受到威胁，也不利于作为抗战陪都和后方核心基地。加之西北地区接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于坚持反苏、反共的国民政府来说，其感受到的威胁并不小于日本。另外，西北地方军阀也一直未被国民政府完全控制。因此，将西安作为未来的战时首都，将西北作为未来抗战的核心后方基地，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蒋介石对此也并不满意，从1933年8月17日蒋介石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在经营西北的同时，蒋介石即已开始关注尚未被国民政府控制的四川。

　　西南政局变动与抗日后方根据地的调整

　　1934年年底和1935年年初，由于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而转移到云、贵、川等西南地区，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开始引起国人的关注。国民党势力也乘追剿红军之机进入并逐步控制了西南地区。随着国民党势力的逐步深入，西南政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动，四川的防区制趋于解体，川政归于统一，川军整编也渐次推进，同时也加强了对贵州、云南的直接控制。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由武汉飞抵重庆，到10月7日离开成都前往西安，蒋介石穿梭于重庆、贵阳、昆明和成都等西南各地，长达半年之久。据不完全统计，除在峨眉军官训练团的22次讲话外，蒋介石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作了49次不同内容的讲演和训示。除围剿红军和统一政令以外，蒋介石讲得最多的便是西南各省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如何加强建设的主题。特别是在西南之行的后期，由于华北危机的日趋严重，加之国民政府对西南地区控制的加强，蒋介石的重心逐步由前期的追剿红军和统一政令转向经营西南抗战根据地。明确提出了“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的战略设想，并开始积极整顿金融，发展交通，兴办国防工业，加紧了对西南抗战后方基地的筹建，强调“我们本部十八省那怕失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完成革命！”蒋介石理想中的抗战后方根据地逐步由西北地区转向西南地区。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大后方战略地位的确立

　　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的安全问题开始引起国民党高层的关注。1937年10月29日，在淞沪战场处于不利、南京日益受到威胁的紧急情况下，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强调“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并明确提出了四川是“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11月20日，国民政府公开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内称“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随后，国民政府的党、政、军机关陆续迁到重庆，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的战略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正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所讲，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一为表示长期抗战，政府已下最大决心，二为建设四川、云南、贵州后方国防”。国民政府的西迁，带动了中国沿海和中部地区工厂、企业、高校、文化机构等大规模内迁，给抗战大后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特殊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此后，以四川为中心，以西南其他省区为重点，包括西南与西北的抗战大后方，成为支撑长期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正如1946年5月1日《国民政府还都令》所言，“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凭借其丰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胜利之弘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变化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基于对中日力量对比的认识，认为中国单独对日作战要取得胜利则困难很大，必须借助于国际力量。因此，在战争前期，一方面坚持持久消耗战略，组织有限抵抗，拖住战局，以等待国际局势变化；另一方面则加强西南后方建设，培育抗战国力，尽可能动员后方人力、物力、财力，苦撑待变。但由于国民政府对后方准备本不充分，战时建设又受到种种限制，战争的消耗也十分巨大，加之国民政府的诸多政策失误，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西南大后方的种种危机开始暴露，单纯依靠西南大后方难以继续维持国民政府的继续抗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认为“现在的战争，已不是中日两国的战争，而是整个世界的战争”。由于美、英等国的对日宣战，国民政府也随即将抗战重点转向了争取外援，而后方根据地的战略地位也随即弱化。同时，在蒋介石看来，抗战胜利的基础已经大定，建国的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因此在1942年8月又提出了“开发西北”的号召。此时蒋介石关心的重点已经由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转向了如何在抗战中完成“建国”任务的问题，这样的转变，也同样表明西南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减弱。而随着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抗战大后方的战略地位也就不复存在了。（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潘洵）（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小组：童力、宋晖、江哲、郭烁、刘鹏、黄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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