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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墓揭秘
作者:cuicen   日期2010-09-08 15:00:00   《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者按:

  近日,随着新的质疑之声,曹操墓真伪之辩再起波澜。本报继8月26日采访相关专家学者进行专题报道之后,今日再开辟专版,深入发掘现场,走访相关专家,对此问题进行深度调查报道。本栏目亦欢迎广大专家学者继续赐稿,提供新闻线索。

  本报记者实地采访西高穴村村民“说我们造假是胡扯”

  本报讯(记者郭潇雅)9月2日,本报记者就曹操墓相关问题来到河南省安阳市西高穴村采访。通往西高穴村的小路依然坑坑洼洼、尘土飞扬,不同的是,以往曹操高陵前热热闹闹的村民们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墓前增设了不少公安。不知是麻木于媒体记者每天的骚扰,还是被路边的民警所管制,曹操高陵门口零零散散坐着几位村民。当记者上前搭话时,一位老乡给记者使了个眼色,小声说:“我们不接受记者采访啊,你没见人家村干部在旁边盯着俺们呢。”当记者问起原因时,这位老乡说:“还不是因为有人乱说话,说俺这儿造假,现在倒好,记者不去采访那些考古的、有知识的人,倒天天围着俺们种地的问来问去了。”

  记者找来安阳的朋友,家乡话一来二去,与这位在曹操高陵门前卖水的老汉交谈了起来。这位老汉说,他家就在西高穴村,以前经常听说有盗墓的,在国家确认这里是曹操墓之前,村里人根本就不知道这儿有曹操墓,有的人连曹操是谁都不知道,更别说那个叫鲁潜的了。“俺村那个叫徐玉超的,连毛笔字都不会写,有人说他在墓里造假,他怎么会造假呢?”当记者谈到“埋地雷”之说时,这位老汉显得特别气愤,旁边的几位村民也抢过话头说:“胡扯!我们都是老实的农民,根本没人干过这样的事,冤枉死了。”

  在记者就曹操墓有关疑点的一再追问下,老汉答道:“曹操墓是被人用炸药炸出来的,当时正过新年,村里人听到轰轰的爆炸声都出来了,这才知道这回事。你别看邯郸、安徽有些人说的巧,没有俺清楚,他们有啥证据说曹操墓在他们那儿?说俺造假,是害俺们。我和徐玉超是街坊,很熟,他是个实在人,那块墓碑就是他从六七米深的土里挖出来的,这么厚的土层连盗墓的都不好挖开,谁愿意费那事挖坑埋假文物啊。再说,那石碑一般人也刻不好啊。还有其他文物,那也都是实实在在挖出来的,都是真的文物,在现场干活的就是俺村村民,俺早就听说过。”老汉边说,边用手指着身边几个村民,“你看,这边有俩,那边有一个,还有站那人旁边叉着腰的妇女,她就一直在大墓里刨土了,天天见她拿着刀子啥的在拨土,那能有假?”

  聊的兴起,这位老汉捂着嘴巴,小声对记者说:“曹操墓肯定是在西高穴村,就算现在开发的不是曹操的墓穴,那也是曹操高陵的一部分,别看现在曹操的墓穴小了点,大的还没勘探开发呢,都在民房下面呢,不过应该都是规划进去的。俺们村里每逢下雨天,不管下多大的雨,院里路上都不积水,水都是一个劲地往下渗,从西高穴村的村名就看的出来,为啥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村名叫‘西高穴’?还不是因为这个村建在大墓上,历史上就有村庄建在墓穴上的例子,便于有人看护大墓。俺们村的地势都比其他地方高出三四米,这里肯定是个墓葬群,村民们都知道,曹操墓在我们村子里,估计能开发出更大的墓穴呢,说不定啊,就在俺家屋子底下呢。但是谁要说我们造假,那真是胡扯!”

  随后,记者在曹操墓里见到了一位正在工作的农民工兄弟,他说他不认识闫沛东,也没听说过有一个叫闫沛东的人来过施工队干过活。文物确实不存在造假,关于闫沛东出示的“村民造假书面证明”,那位农民工兄弟不屑一顾地吐了口吐沫,“他说造假的人姓徐?那就不可能!”

  当记者准备结束采访时,一位朋友告诉记者,闫沛东的身份现在还扑朔迷离,他在网上的博客一看就是新建的,有本事咱别搞得这么虚幻、这么神秘。对于他对有关人员的言论,朋友说,安阳方面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和他打场官司。(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泰教授谈曹操墓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是从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著名学者,经常往来于太平洋两岸,与中国学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就“曹操墓真伪之争”连线采访了罗泰教授。罗泰教授的研究领域是中国青铜器时代的考古,也并没有考察过安阳西高穴大墓,因此对曹操墓真伪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但是针对曹操墓现象所引发的一系列学理问题和文化现象,罗泰教授则提出了一些思考多年的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曹操墓在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引发了持续的讨论和争鸣,请问您作为一名研究中国考古学的美国学者怎么看待曹操墓?其在学理上存在什么问题?

  罗泰:因为我并不是专门从事魏晋南北朝时期研究的学者,所以我对所谓的曹操墓并不能提出具体的观点。我只能就一般性问题谈谈我的看法。我对如何处理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材料的关系多次发表过看法,此前也曾谈及曹操墓问题及相关的争议,原则上我能够说的是,考古学家“不必”并且可以说是“不应该”执著于将一些考古材料或考古物质遗存与某个著名历史人物连接起来。

  我原来就曾经说过,考古学的本质并不在于把这些东西和已有的文献记载结合起来。如果仅仅着重于这样的连接,即使不是从事考古学的人也能做到。考古学应该先把那些物质文化本身弄清楚,在此前提之上,与曹操之类的人物联系起来倒也无妨。但重点并不在于某某遗迹现象是否和人们已经认识的人物有关系,有关系固然好,没有关系也是无所谓的。考古学如果更集中于科学发掘的物质材料本身,就能够为科学探索提供更有价值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曹操墓在公众中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也许可以说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界与公众之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您对公众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何建议?

  罗泰:对于中国如何促进公众对考古学的了解,我不能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因为这是与中国当下的社会情况紧密相关的问题,而我对此缺乏充分的理解。我只能建议中国考古学界可以考虑学习日本的做法。在日本,公众考古学发展非常成功,而且我认为它的成功超过了任何西方国家。

  中国拥有灿烂的文化遗产,其容量和重要性都是很突出的,而且在中国受到良好教育的公众正在持续增加,中国人也逐渐富裕起来,因此现在在中国推进公众考古学的工作具有非常好的基础,而且这项工作完全可以做得很好。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实习记者曾江/采访整理)

  曹操墓石牌是否为仿品——本报记者走访潘家园旧货市场与文物专家

  本报记者 钟哲 实习记者 刘潇潇 赵晨

  随着8月21日河北籍学者闫沛东对外宣布已掌握曹操墓造假全过程的证据,关于曹操墓真假问题的讨论又掀起了新一轮的高潮。由于闫沛东的线索最初来自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记者近日就石牌造假的可能性问题走访了该市场,采访了相关人员。

  石器商贩、收藏爱好者:石牌仿制在技术上不存在困难

  令记者惊讶的是,接受采访的所有石器商贩、收藏爱好者一致肯定地认为石牌仿制在技术上不存在任何困难。一位石器收藏爱好者告诉记者,汉代的东西极易仿制。一位商贩则透露,在众多材料当中,石制文物是最容易造假的。

  对于仿制这样一块石牌所需要的时间,受访者意见不一,少则几天,多则半年,关键要看对复古程度的要求。在谈到仿真度的问题时,商贩表示,如果需要,仿制工场完全可以做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连专家也难以辨认。

  而当记者就曹操墓石牌问题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办公室采访时,一位工作人员略显气愤地表示:“潘家园市场是贩货之地,不是造假工厂,任何说法都需要证据!”

  然而饶有趣味的是,记者在走访中也确实听到,该市场被一些人戏称为“假文物集散中心”。

  文物专家:提升鉴定水平 打破文物造假“产业链”

  离开潘家园市场之后,记者围绕着文物造假问题也对故宫博物院的几位文物专家进行了采访,试图探究文物造假产业的来龙去脉。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物造假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蔡毅告诉记者,现在文物造假太多太乱,也有造假产业这一现象,主要是有些二道贩子在其中倒买倒卖。造假不能还文物的本来面貌,是单纯逐利者的手法。对社会来说,有些生产是为了工艺的传承,比如钧窑汝窑的恢复生产,这是为了传承老祖宗留下的瓷器生产工艺。如果不加以传承,工艺就失传了。但研发出来以后,其中就有一些人不按规矩去做,而是进行伪装,表现出古旧的面貌,拿到市场上去蒙人。

  故宫博物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书画专家对记者表示,现在文物造假的确很多,主要是出于利益的驱使。因为文物市场很好,大家生活条件也好了,有了物质基础以后,就有了文化的需求,就要去买这些东西。文物造假有“产业化”的趋势,包括做一幅画都是合作的,谁来画山水,谁来做纸张,谁来做旧,谁来做印章,等等。

  故宫博物院玉器专家赵桂玲告诉记者:“玉器的造假方法起码不下十种”,然而做古玉研究的人不是很多,内行的人更不多,但是随着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玉器,玉器开始热了起来,很多搞收藏的人和门外汉也开始逐渐喜欢玉器了。

  一个产业的繁荣首先离不开市场。随着人们经济状况的巨大改变,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精神层面的需求就凸显出来。以前的文物爱好者一般都具备相当的历史、文化和文物知识,对文物多多少少有一定的鉴别力;而现在只要有钱就可以变成文物爱好者,这个群体向普通人扩散,文物鉴别力大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大量权威的鉴定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遗憾的是,我国目前鉴定机构匮乏,而且资质良莠不齐。一位专家透露,中国目前在文物鉴定过程中,没有一家权威机构能够出具一锤定音的鉴定证明,这无疑给制假、贩假者提供了机会。

  赵桂玲告诉记者,人们对玉器的鉴赏水平就是参差不齐的。有一部分人认为自己具有一定的鉴定水平,但鉴定问题不是靠一知半解就能够解决的。鉴定机构不少,但是能力不足。这也导致这么多人作假,这么多人花钱买赝品。蔡毅也对记者谈到,造假对专家来说,就需要后者不断提高鉴定水平。出现新的造假方法,就要有新的方法去鉴定它。(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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