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运动离不开基层民众的政治抗议，并且一直依靠基层民众，他们全年都在致力于地方环境恢复。

　　1970年4月22日成为美国的第一个地球日，最初是出于参议员盖洛德·纳尔逊（Gaylord Nelson）的倡议，在那天举行全国环境 “宣讲会”。1970年代的美国，全国上下都在抗议越南战争，学生开始讨论并交流这场战争的知识，因为他们的教授没有讲授这些内容，这种形式给环保运动的组织者以很大启发。在任威斯康星州州长时，纳尔逊曾在本州颁布多个环境法令和方案，在他看来，全国性的基层呐喊可以敦促美国国会采取行动。这个想法很快就在全国的城市、中学和大学校园里转化成一种自觉的行动，第一年参与者就大约有20万人。

　　地球日出现的那年春天，我正在威斯康星大学写博士论文，研究威斯康星州著名的资源保护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当时，我看到一个传单，说有一个关于“土地伦理”的讨论会。“土地伦理”是利奥波德最重要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也许是他对20世纪环境思想的最大贡献，自然而然地我对这一讨论会很好奇。其他参与讨论的，一位是开办这个讨论会的辍学学生，还有一位是来自农业经济系的杰出教授。利奥波德自1933年在该系开始他的教学生涯，讲授猎物管理。我们在一起进行了数周的热烈讨论，之后那位年轻的肄业生转而烘烤一种极有营养的麦片 “游击队曲奇”，（译者注：之所以称之为“游击队曲奇”，是因为当时的这些年轻人将自己视为在丛林中战斗的游击队员，为环境的未来而抗争。同样是受到越战的启发）并在校园里向这些基层行动主义者兜售。

　　很快，全国高校都开设了有关环境的课程，其中许多人采用利奥波德的经典之作《沙乡年鉴》。当时，利奥波德是作为“全国荒野保护体系之父”而被纪念的。在70年代，该体系使国会批准保护的联邦土地超过1亿英亩。第一个地球日引发的抗议，还推动了数十个新的环境法案的通过和环保机构的建立，实际上使联邦政府在环境问题的管理上变得更为强大，同时它还刺激了80年代里根改革时期的反政府抗议。（译者注：里根政府时期，采取了一系列反环境保护的政策，有人认为里根政府使美国环境保护倒退了20年）

　　1986年春，我首次访问中国。似乎每次当我询问街道上或大学教学楼的旗帜上写着什么内容时，人们总是回答说：“保护环境。” 原来，我在那里恰逢“世界环境日”，中国版的地球日。（译者注：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将每年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然而，我在兰州大学开设的环境史讲座中，当我向在座的学生问及那些旗帜时，他们却完全未曾注意它们的存在。早在1979年，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采纳美国所有的新环境法规和环保标准，虽然当时它们尚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执行。但是，学生以及其他的普通人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近几十年来，美国环保运动由从前主要作为一种增强政府对环境责任的抗议，转向基层民众真正的努力，他们通过自身的力量，致力于修复当地的河流、湿地、草原、森林、食品系统，甚至是城市生态系统。环保运动也受到资源保护生物学与恢复生态学等新的应用科学的促进，而这些领域的开拓者的灵感可以直接追溯到利奥波德的著作。

　　如今，在美国、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数百万的普通民众在基层自觉行动，以保护他们所在的地方社区的环境。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从未听说过利奥波德，但他们的行为实际上已经在践行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精神：“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对他们而言，每一天都是地球日。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Susan Flader　美国密苏里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密苏里州立公园协会主席，利奥波德协会理事，奥杜邦爱鸟协会分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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