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与社会变革：对一些概念的思考

　　阿列汗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

　　移民（migration）与社会变革（social change）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但是在目前学界对其因果关系及其复杂多样的相关模式的认识似乎比较模糊，而最令人担忧的是对“社会变革”这一概念的定义问题。其次是在分析的层面上对这一概念的理论限定问题。我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首先把分析范围限于特定的国际移民范畴而不是一般的人口移动范畴。我认为此项研究的风险有二：一是研究者常常沉迷于宏观理论的普遍性，认为“社会变革是无处不在的”，因而在实证研究中造成操作上的困难；二是研究者试图面面俱到而在分析过程中忽视了主要的而不是次要的因果关系。为此，我首先谈谈“社会变革”的概念问题，然后谈谈在国际移民范畴中应当考虑的一些因素和移民类型，最后找出影响社会变革的主要决定因素。

　　社会变革的概念

　　当代社会学有关社会变革的理论研究归根到底是一场后马克思主义与后帕森斯主义两大阵营的持续性的辩论，也就是说是对社会究竟基于稳定的或变革的这一本质问题的两种思想观的历史性辩论的延续。搁置这些辩论不提，我们也许会问，这些在近代几百年来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传统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以利于我们分析当代的社会现象和事件？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我可以把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归纳为以下四点：

　　1．稳定与变革是一对并存的矛盾。虽说“变革是无处不在的”，然而，如果没有有形的物质存在，变革则不会发生。

　　2．变革的起因是多元的，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内部的辩证关系。

　　3．变革的后果也是多元的。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微观层面”看变革对个人及其人文环境的影响；“中观层面”看变革对某个社区和地区的影响；“宏观层面”看变革对某个国家以及全球秩序的影响。

　　4．任何一个层面上的变革都存在秩序上的划分，发生在“表面”的社会进程，对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影响是改良性的，有时甚至是微不足道的。还有一些进程，会引起核心的、系统性的根本变化，在日常话语中被称为“革命性的”变化。

　　文化与社会结构

　　组成文化与社会结构的不同因素可以按其因果影响分类：“深层”因素，通常隐藏在日常社会生活或社会组织之中，这些因素既不显而易见又无处不在；“表层”因素，这些因素更加多变，也更显而易见。

　　与文化因素平行的是社会结构因素。社会结构因素并不是由道德观或价值观以及由之而产生的概括性的“行为准则”组成的，而是由社会地位和特定的社会角色以及由此赋予个人或集体的特定且不同的能力组成的。有些人或集体具备促使他人按自己意愿行事的能力。这就是“权力”的领域与价值的领域相同，位于社会生活的“深层”，虽然表现方式不同，却能产生多元化的结果。所谓变革，更多地是指社会结构的变动。

　　移民的概念

　　移民本身就是变革的一种类型，但它也可以理解为变革的动因，即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导致迁出地和迁入地或定居地社会的变革。本文分析的范畴仅限于国际移民，但也不排除有些观点也可应用到长距离的国内人口迁移上。

　　移民对移出地区和国家或移入地区和国家产生社会变革的影响大小取决于三个主要方面：涉及的移民数量、迁移的时间性、移民群体的阶级构成或社会经济背景。从第一点来看，小规模的迁移对迁出地和定居地社会并无多大的影响，即便有影响，其影响也仅仅限于移民本身和他的亲属的生活。反之，大规模、倾巢而动地跨国大迁移对移民的迁出地和定居地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从第二点来看，永久迁移与短期的循环流动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有质的不同，后者在某种条件下不仅不导致社会变革反而会强化现存的尤其是迁出地的社会结构。从第三点来看，移民的阶级构成关系到移民的变革潜力。

　　国际移民与社会变革的关系

　　对迁入地社会的影响。在当前美国的移民社会学研究文献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句被重复使用的话，就是“移民改变了美国”。这句话从修辞的角度看没有任何语病。但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它究竟准确与否，则有待进一步推敲。深层的、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指的是社会文化和价值观体系的“重塑”以及社会阶级结构的重组。而国际移民有可能导致这种根本的社会变革吗？

　　几乎不可能。正如许多学者所言，大规模的国际移民的移入的确可以造成一些表层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仅仅是“街头水平”的表象。实际上移民由于受到定居地社会深层文化和社会结构及其权力定位的制度性制约，往往被主流社会排斥，因而大大地压抑了他们的变革潜力。定居地社会现存的结构和制度将移民局限于被社会边缘化了的 “恰当”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并要求他们及其后代学习和接受定居地社会的语言与文化习俗以最终融入当地社会。这就是所谓的“同化”过程。

　　为防止移民对当地社会做出类似当年“野蛮人入侵罗马”的社会变革，定居地社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完善的制度网络来维护现有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结构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国家的绝对权威。现代国家之强大，足以限制移民的个人和群体行为，防止移民挑战和动摇移入地社会的核心文化和结构支柱。

　　对移出地社会的影响。相比之下，国际移民短期的循环流动对移出地社会带来的影响往往是积极的。循环流动的移民带来侨汇和周期性回流并在家乡投资形成了循环式的移民过程，从而促进移出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并稳定和强化了家乡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但是，永久性的国际移民对移出地社会的影响往往是负面的、反发展的。其结果具体表现在：永久性的国际移民大多举家迁移，因而导致家乡和就近的城镇以及整个地区的人口萎缩，还因为移民的连根拔起减弱了他们往家乡汇款的义务与投资的动机。但永久性的国际移民在一定的条件和背景下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如中国、印度和以色列的“新太空人”（the new argonaut）现象，即高技能的专业技术人才的跨国经济活动，为祖国的高科技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总而言之，在国际移民的研究中，我们应该首先考虑主要概念的定义以及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的相关问题。本文就国际移民和社会变革这两个互为因果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其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性的观点值得强调，这就是：社会（移出地或移入地）并不是一个由个体简单地集合而成的公平竞争场所，而是一个由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组成的相对平衡和稳定的结构。影响这个结构的稳定或变革的因素是复杂的。国际移民虽然有变革的潜力，但其变革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结构。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五邑大学顾渝/编译；洛杉矶加州大学周敏/审译）

　　农民：近代侨乡外来文化的传播者与接纳者——文化学视角下的侨乡研究
　　张国雄

　　1960年代，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些国际移民较多的地方，因受外来文化影响，从乡村景观到民众的观念、行为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地方从传统的乡村蜕变为侨乡，表现出多元文化特色的乡村面貌。广东五邑侨乡就是其中的典型。

　　在广东五邑侨乡，随处可见近代以来深受外来建筑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中西融合的侨乡建筑景观，西方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元素在碉楼和别墅造型上被大胆和大量运用，为五邑侨乡增添了“洋气”。居住在这种建筑环境里的民众，近代以来就“衣食住行，无一不资外洋”。从“喜番装”、“饮食重西餐”，到观念行为的“婚姻讲自由，跪拜改鞠躬”，外来文化深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些现象很值得从文化学的角度展开侨乡研究。

　　外来文化在侨乡传播的机制

　　广东五邑侨乡幅员9500平方公里，面临南海，传统上海外移民多前往东南亚。但19世纪中期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先后发现金矿，这里产生了井喷式的国际移民潮。五邑侨乡“谋食外洋者十之七八”。

　　迁入北美的五邑国际移民与传统上迁入到东南亚的不同，他们进入一个异质文化区，也就是从农耕文明社会步入工业文明社会，由儒家文化圈步入基督教文化圈，文化差异的刺激感极强。不仅如此，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长期遭受的排华境遇，诱使这些中国农民表现出两个重要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一是优越的文化心理被打破。因此，一种强烈地要改变家国现状的意愿在心里油然而生，向先进的文化学习成为他们不自觉的内在需要。二是这些国际移民无法在北美安家，传宗接代的希望只有寄托在家乡，挣钱回家置地、建房、娶妻是他们最大的心愿。他们通过言行举止和频繁往来的书信等方式，将其了解的西方文化传回了广东五邑侨乡。华侨不仅是外来文化的传播者，还是利用外来文化改良家乡的推动力量。

　　华侨传播回来的外来文化是他们理解的欧美文明，属于“二道汤”。更重要的是，这些外来文化要想在一个传统的乡村社会落地生根，更需要被在乡的农民所接受。因此，乡村民众在外来文化的传播中具有选择权，是接纳外来文化的行为主体。于是，外来文化在广东五邑侨乡又经历了第二次筛选。

　　很有意思的是，从性别的角度来分析，传播外来文化的华侨多是青壮年男性，而在家乡接受、理解并加以消化吸收的力量中，女性发挥了在非侨乡地区无法想象的重要作用，她们的社会地位也因此获得提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侨乡社会结构的某些改变。这是侨乡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

　　农民在近代中外文化传播中的地位

　　广东五邑侨乡保留的近代遗存所展示的农民在华南乡村与北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实践，真切地改变了侨乡社会的面貌，表现出与社会上层不同的文化交流特点，则不太为学术界熟悉。

　　在广东五邑侨乡，农民是传播的主体，是他们在西方直接接触、感受、认识了不同的文化后，自觉、和平地传回家乡，并被侨乡民众接受。在外来文化面前，这些普通的农民采取了主动、务实的态度接纳它，在学习、吸收的过程中，自愿地接受了保护个人财产、尊重个人利益和个人情趣等等西方价值观。从社会学的中心—边缘理论考察，广东五邑侨乡在近代发生了从传统的向中原中心整合到向世界先进文明靠近的转变，我以为在中国底层社会并不缺乏适宜世界主流文明和为世人所接受的价值精神生根发芽的土壤。

　　由于社会层次、教育水平的不同，殖民统治者、传教士以及留学生等，他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带有精英阶层的色彩，符合规范的学理认识。而广东五邑侨乡的农民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受其教育水平的制约，是很直观的表层感受，就是那些直接在侨居国接触西方文化的华侨，也主要生活在唐人街社区，了解的西方文化带有底层侨民的局限。但是，他们在努力学习、传播自己认为可以把西方先进文明带入家乡，可见农民为我所用的务实秉性成为他们筛选的原则。如果说第一次选择已经是华侨自己理解的西方文化，那么传回侨乡后，经过当地农民的第二次筛选，更是“变型”了的西方文化，与中外精英阶层在城市里面传播的西方文化相比，就不是那样很规范，很有哲理，很深刻了。

　　同时，我们还看到，广东五邑侨乡民众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不是全盘照收和简单地模仿，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外来文化与本土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出一种新的亦土亦洋的侨乡文化形态。而这正是它的文化价值所在。它恰当地反映了农民学习、吸收外来文化的独特实践，见证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向近代转型的一段特殊历程。

　　广东五邑侨乡农民在国外的学习和在家乡的实践，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一个特殊的类型，对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的变化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它丰富了我们对近代文化交流和对近代农民的认识，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系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博士）

　　国际移民理论与中国侨乡研究的交流与对话——记“国际移民与侨乡研究”国际学术会议
　　刘进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人口在全球的跨境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国际移民现象成为西方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全球性交流频繁，但以往国际移民研究与中国侨乡研究缺乏相互沟通与了解。

　　为促进国际移民研究与国内侨乡研究之间的交流与对话，9月10—12日，由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和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亚裔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主题为“国际移民与侨乡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共有来自7个国家的29位学者提交了论文并与会。在会议开幕式上，国务院侨办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刘香玲发表演讲，向中外学者介绍了中国的侨务政策；广东省侨务办公室巡视员吴行赐介绍了广东省为新移民服务所做的几项工作。会后，国内外学者对广东台山和开平侨乡进行了实地考察。

　　国际移民视野下的多样性研究

　　在国际移民这一大背景下，学者们的研究体现了多样性。研究者十分重视探讨移民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影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分析了国际移民与社会变革的关系，认为国际移民短期的循环流动对迁出地社会带来的影响往往是积极的，但永久性的国际移民对迁出地社会的影响往往是负面的、反发展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布雷曼（Jan Breman）指出，低技能移民是融入国内或国际城市生活的瓶颈所在。

　　与会学者反思了既有的移民研究方法和理论，并提出了新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例如，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伽巴西亚（Donna Gabaccia）认为，研究海外移民的流动、回国及亲属关系比研究侨居地外来移民更能揭示国际迁移和本土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并提出了“走出乡村模式”的研究视角。

　　学者们在比较视野下对各国移民现实、移民政策进行了研究。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张秀明以海外印度人和海外菲律宾人与迁出地的关系为参照，探讨了海外华人与中国关系的真正内涵，强调了国际移民视野下的比较分析的重要性。美国密歇根大学歌德（Steven Gold）通过对美国、英国的以色列移民和以色列的回国人员的实地调查，分析了社会特征和居住状况如何影响移民获得资源。华中师范大学李其荣分析了德国的难民与庇护政策从积极接受转变为控制政策的过程及其原因。洛杉矶加州大学莱特（Ivan Light）探讨了洛杉矶墨西哥移民主动或由政府引导转移到美国其他城市，从而减轻了移民增长带来的人口压力问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萨拉夫（Janet Weitzner Salaff）和中国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徐荣崇则剖析了加拿大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华人移民回流迁出地的现象。

　　侨乡研究受到空前关注

　　侨乡是指海外华侨华人的家乡或故乡，1990年代以来，“侨乡”（Qiaoxiang）一词已为国际学术界所接纳和使用。此次会议上多位学者或者用社会调查资料，或者用新发现的移民家族文献、侨刊等一手史料深入解析了侨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厦门大学李明欢通过海外福建安溪人跨国参与当代安溪侨乡发展的事例，说明海外华人与侨乡关系的一个侧面。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詹森（Graham E. Johnson）以连续30年的社会调查和观察，讲述了广东台山一个传统侨乡端芬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农村蜕变为城镇过程中的社会变革与传统延续。韩山师范学院黄挺将潮汕地区的商业传统、人口流动的历程与社会文化的转型过程串联起来，探究潮汕地区侨乡文化的形成理据。

　　香港中文大学梁元生考察了广东台山邝家村一批出洋留学生群体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对近代中国的教育变革和文化改造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五邑大学张国雄、谭金花、姚婷、黄海娟等学者以华侨华人家族文献、侨刊等一手资料为依据，分别探讨了近代北美地区华侨国际移民网络构建的方式和组织运作、侨乡建筑风格演变与华侨华人的关系、侨刊“告白”中的侨乡网络、华侨与侨乡教育等问题。

　　与会学者的学科背景、语言、国别和谈论的话题虽然不尽相同，但在国际移民视野中，就移民问题的宏观与中层理论、个案研究中的理论关怀、移民政策、具体个案的研究观点与方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彼此启发，开阔了研究视野，也使海外移民学者加深了对中国移民政策和中国侨乡的了解和认知。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系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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