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著名历史学家莫里斯认为　历史是地理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一曲慢而复杂的探戈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考古学中心主任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他的新作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中提出一系列大胆的观点，认为历史是地理和社会发展之间跳的一曲节奏缓慢、但却非常复杂的探戈，地理驱动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反过来又决定了地理的意义，二者如同一条双向的街道决定着历史的方向。

　　莫里斯说，传统的智慧总是解释不了以下事实，与中国明朝郑和船队相比，哥伦布的船队异常简陋，1492年，哥伦布的三条船上只有90名船员，而在此87年前，郑和驶向斯里兰卡的船队有近300艘船，27000名船员，包括180名医生和药剂师。但是为什么征服新大陆的不是中国而是欧洲呢？决定性的因素不是所谓的种族的优越、自由的政治体制、当事人的伟大或英明，而是郑和船队条件优越，带有指南针，知道印度洋在什么地方，有明确的目的地，而哥伦布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生存压力迫使他们寻求出路。而恰巧哥伦布船队所到之处当时生存着大量可移植的植物和动物。这种环境使船员逐渐成为农民，然后变成当地居民，继而创造了农业、族群和文明。在莫里斯看来，在这个意义上，命运是由地理来决定的。但是，他转而指出，地理并不是决定历史的唯一因素，另一个因素是社会发展，正是它决定了自然、经济、社会和智能环境。

　　莫里斯最后讲到，但是对于人类的未来，人们也不必太过悲观，历史告诉我们，哪里有压力，哪里就有变革。归根结底，历史上所有变革的实质都是懒惰、贪婪、胆小的人们为了寻找更加容易、有利和安全的生存方式。尽管当前人类面临着气候变化、核威胁等许多危机，但是新的压力会产生新的办法。

　　欧洲改革中心评论　聚焦“中国与全球金融危机”　

　　近日，欧盟重要智库欧洲改革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CER）发表名为《中国与全球金融危机》（China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的评论文章。文章主要分析了以下三个问题：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的政治稳定性和政体合法性；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西关系。文章认为，尽管中国政府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方案使其经济在2009年仍然保持了稳定增长，但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稳定性的争论仍在热烈进行中。如，中国过分依赖国家投资的经济增长是否还能持续下去；中国政府是否有精力进行结构改革；中国政府多次讲到要将传统的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向服务业和国内消费，然而国内仍然存在着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改革的争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提高，经济的持续增长减少了潜在的分裂现象，西方评论家认为中国共产党会变得更加民主和负责任。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使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更加重要，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三个重点分别是：中美关系、多边外交和全球治理。（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李彩艳/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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