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西安开幕　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本报陕西讯（记者耿显家 实习记者朱羿）9月12日，第13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开幕式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李卫红，陕西省副省长、省语委主任朱静芝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陕西省宣传、教育等相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出席开幕式并参加推普周系列活动巡视。开幕式由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王登峰主持。

　　李卫红在讲话中指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书通文、语同音”历来是中华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文字，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全社会的语言文字应用水平，事关历史文化认同、传承和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战略措施，是提升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前提，是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重要推动力，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王登峰介绍，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普通话在全国的普及率已达到54％以上。为使推普工作不断深入，今年教育部将在北京、陕西等14个省市试点进行中华经典诵、写、讲进校园、进课堂和进教材的工作。

　　据了解，自1998年起，国务院决定在每年9月第3周举办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至今已成功举办12届。而今年又适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实施10周年，在今后几个月，国家语委还将围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开展系列宣传、纪念和庆祝活动。

　　海峡两岸土司制度与边疆社会研讨会召开　土司称“学”任重道远

　　本报讯 为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推动土司制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承办的海峡两岸土司制度与边疆社会学术研讨会日前在桂林召开。

　　与会代表围绕研究土司问题的意义和价值、改土归流的性质及评价、构建“土司学”等问题进行了交流研讨。

　　云南大学教授方铁、吉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治亭等与会者指出，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统治者在治理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土司制度存在800年之久，成为联系中央王朝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纽带和桥梁，对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习俗产生了深远影响。加强对土司问题的研究，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针对改土归流问题，与会者基本形成共识：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进行的改土归流，其性质是不同的，它既是中央政府控制土司的一种手段，也是对土司制度做出重大调整的有效措施，更是逐步废除土司制度的一个过程。就总体而言，改土归流是土司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其积极意义，但在实施过程中也曾有过血腥的镇压，不可避免地产生过消极影响。

　　由于近几年对土司问题的研究备受关注，已有学者提出并使用“土司学”的概念。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专门论述了“土司学”的定义及研究对象、构建“土司学”的必要性及意义、土司可以称“学”的内在因素。他同时强调，土司称“学”任重道远，“土司学”要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最重要的工作是使土司问题研究更上一个台阶，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引起更加广泛的关注，土司研究只有在学显之后蔚然成学。他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代表们就今后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土司问题研讨会，组织各方面力量，整理资料、攻克难关以及编纂《中国土司大辞典》等问题形成了共识。

　　来自海峡两岸的4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重视对新史料的挖掘和利用，成为本次会议的一大特点。（贺晓燕）

　　学者共议劳动关系与工会责任　建立一个切实有力的工会

　　本报记者 吕莎

　　今年，富士康员工“连跳”、南海本田劳资纠纷等事件的接连发生，引起了业内外人士对劳资关系领域的关注。目前，我国正处于转轨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企业的劳动关系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劳动关系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9月15—16日，由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发起并主办的“2010’中国工会·劳动关系论坛——经济社会转型期劳动关系与工会责任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会上，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结合具体案例，就与工会和劳动关系相关的制度、法律、管理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讨论。

　　三方协调机制有效处理劳资矛盾

　　简单回顾一下，便不难发现，在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因劳资矛盾而引发的不在少数。“劳动者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有效保障、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工人维权意识增长是引发劳资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学系教授许晓军分析说。

　　对于备受众人关注的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许晓军指出，尽管推行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其建设与实施仍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的法律法规不完善，集体合同文本形式化现象严重，企业层面的工资协商程序不规范，集体协商双方地位不平等，部分企业工会严重依附于企业行政管理，部分企业重签约轻履行、重形式轻内容情形严重，集体协商层次较低。他提出，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要建立一套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及表达机制，实现劳资之间的有效平衡。

　　当提出“集体合同是否真正发挥了作用”这一问题时，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副主任郑桥也表示，答案并不乐观。但她同时强调，“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实践的发展、特别是各地方立法的最新进展。这些地方立法在集体合同制度规范方面的新进展，非常值得关注，它们对国家级集体合同立法提供了多方面的补充、完善，甚至是突破。这意味着中国集体合同制度的法律制度建设将会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

　　广州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结合实际，同与会者分享了处理劳资矛盾中三方协调机制的实践经验。他说，广州南沙在吸取南海本田事件经验和教训后，对先后出现的多起停工事件采用了三方协调的机制，使停工控制在最短时间、最小范围之内。“当企业发生停工事件，我们主动介入，接近群众，倾听诉求，并公开表态工人只要停工不破坏社会秩序，对企业不做出非理性的行为，诉求合理，工会会站在工人一边，向企业争取利益。这里最基本的经验是当集体劳动纠纷发生后，工会参与协调的定位是至关重要的。必须把自己放在职工利益代表人一方，才有可能把职工诉求引向理性的法制轨道，不至于使矛盾激化。”

　　破解民营企业工会“建了没用”的难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法律法规的日益完善，我国民营企业的工会建设已取得一定成绩。但如上所述，劳资矛盾的冲突仍难以避免，群体性事件仍时而出现在公众视野。

　　工会作为职工权益的代言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护民营企业的职工权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乔健认为，如果说企业工会在协调劳动关系以及代表和维护职工权益方面的作用不完全是消极负面的，这种作用至少是低水平的、有待提高的。民营企业工会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工会组建率较低，代表性不强，企业工会的维权作用不彰。

　　浙江财经学院教授张勇在对浙江民营企业工资协商机制的研究中也发现，现行企业工会在制度上、人事安排上与企业雇主存在密切的利益关系，导致民营企业工会的运作在立场上与企业雇主更为一致，而与企业职工基本利益的要求反而疏远，企业职工的利益常常得不到工会的支持或者是流于形式。因而，从社会稳定与建立和谐社会的角度看，我国民营企业工会的维权作用、力度都有待提高。

　　乔健强调，破解民营企业工会“建了没用”的难题，不仅需要民营企业工会自身的改革，更需要举全社会之力，推动工会体制的改革。首先，企业工会应从职工队伍中寻找自己的“资源”和“手段”，扩大实施工会直接选举制度。其次，采取切实措施，逐步推进企业工会独立于企业雇主的进程。再次，推进工会体制改革，为民营企业工会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以职代会制度保障职工权益

　　研讨会上，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院长Brown William与参会专家学者分享了西方工会经验。他提出，劳资双方的合作和信任必须建立在一种机制化的安排上，在小企业，工人通过日常接触可以培养良好的关系，对大企业而言则比较困难，那么企业应该如何来做？西方的传统做法是依赖集体谈判，由工会代表工人，其中面临冲突和罢工都是正常的。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集体谈判可以提供信任和合作的基础，这是有效的沟通手段，更重要的是，双方可以通过集体谈判达成一致意见或达成谅解，这对于建立稳定和相互信任的劳动关系至关重要。

　　Brown William直指西方国家工会组织面临的困境。他说，在过去的二三十年，西方企业受到来自低成本国家的竞争压力，其结果之一是西方工会衰弱，集体协议覆盖的工人人数减少，很多工人得不到工会的保护。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为工会运动带来了新的问题。工人能通过电子邮件和手机更好地联系，工会可以自行组织。这种工人的分散给工会运动带来了很大伤害。他同时介绍了西方工会发展的新趋势，“在英美，出现了劳资双方签订的伙伴协议，双方通过协议来与工人代表协商，讨论企业发展问题。在许多没有工会代表的企业，也有类似的磋商委员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郭军在会上指出，中国工会与西方工会相比，有相同也有不同，最大的不同是中国工会生长在企业内部，总体来说，这种模式利大于弊。作为企业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已经成为企业管理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管理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他强调，一定要加强基层工会建设，普遍建立职代会，实行厂务公开，规范地表达员工的诉求，以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诺奖得主解析信用周期中道德风险因素

　　本报讯（实习记者张春海）9月14日，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梅尔森（Roger Myerson）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作了题为“道德风险的信用周期模型”（A Model of Moral-Hazard Credit Cycles）的学术演讲。

　　在演讲中，出于对金融危机的反思，梅尔森指出，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都是巨大的复杂现象，但是其无情势头必然是从基础的经济要素中派生出的。金融中介中的道德风险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具有根本性意义。但是，它扮演的角色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诸多分支中仍不分明。目前，经济学家面临对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力量需要有更深刻的认识，需要构造相关的模型，将有关银行业的微观经济理论用于关于商业周期的宏观经济理论。

　　梅尔森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将银行家的从业年龄、投资规模、投资回报率等要素引入其构造的数学模型，用以研究投资收益和信用周期。梅尔森强调，在金融中介中的银行家收取承担道德风险的租金，这种道德风险驱动信用周期，甚至会引起整体性的经济波动。而不同代的银行家之间的动态互动能够以交替出现的繁荣和衰退造成信用周期平衡。

　　梅尔森还提出银行家与投资者形成长期关系、向工人征税补贴银行家等建议，作为解决信贷领域道德风险问题的有效手段。

　　罗格·梅尔森，在经济学领域里的博弈论和政治学领域里的投票体制等方面取得了学术成就，代表作有《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Game Theory: Analysis of Conflict）、《经济决策的概率模型》（Probability Models for Economic Decisions）等。2007年，他与里奥尼德·赫维克兹、埃克里·马斯金因“机制设计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与美国耶鲁大学签署谅解备忘录　致力发展文理学院教育

　　本报讯 9月10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与美国耶鲁大学就合作组建文理学院事宜签署谅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MOU）。新加坡教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黄永宏博士（Dr Ng Eng Hen）见证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根据协议，该文理学院将设立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并于9月14日由新加坡教育部正式对外宣布谅解备忘录的内容。

　　黄永宏博士在同耶鲁大学领导和教职员工会面时表示，目前正是考虑将文理学院教育介绍到新加坡的最佳时机。作为世界级的高等学府，耶鲁大学在文理学院教育方面有着稳固基础和优良传统。新加坡政府对于两所高校致力于发展文理学院教育典范的努力持积极支持态度，希望借此吸引更多的优秀学生，从而将文理学院教育推广至整个新加坡乃至亚洲地区。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C. Levin）认为，对本科教育的需求，尤其是培养具有批判精神的学生的需求从来都没有如今天这般强烈。一言以蔽之，通过文理学院教育提升智力水平也许较之任何时候帮助学生们理解和欣赏跨文化、跨地区的不同更为必不可少，同时，可以让学生们明白任何问题的解决都是不易的。（张肖雯/编译）

　　《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　新著梳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历程

　　本报讯（记者雷家琼）“九五”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项目成果《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人民出版社在北京联合举行新书发布会。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该书主编吴太昌主持，主编刘克祥在会上介绍了该书的写作过程和主要特点。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贺耀敏，北京大学经济史学科带头人萧国亮作嘉宾发言。

　　据悉，《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系统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汪敬虞研究员、吴太昌研究员任项目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的10余位专攻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老中青专家参与编撰，从资料搜集到结项付梓，历时十个寒暑。该书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心线索，以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作为写作的基本标准，全面考察和探讨了1927—1937年，即国民党政府成立最初10年间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特点，分别从新式工矿业、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对外贸易、商业和市场、金融业、财政以及革命根据地经济等方面，论述了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并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全书分上、中、下三册，约178万字，书后附有表格目录及征引书目，便于读者检索。

　　与会学者认为，作为经济史基础学科的一部分，该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是近代中国社会前进的历史走向。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人民寻求强国之路的热切愿望。但是，机遇和希望一次又一次遭受重挫，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夹击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未老先衰”。近代中国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当代中国所走的道路，是百年沧桑的历史选择。（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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