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原春夫，1928年生于东京，1949年进入早稻田大学第一法学部，1962年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2年至1990年成为早稻田大学第十二任校长，是日本杰出的刑法学家、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曾获德国政府第一级功劳十字勋章和上海市政府白玉兰奖章，现为亚洲贡献和平中心理事长、中日刑事法研究会会长、中日组织犯罪共同研究会会长，同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及北京大学等多所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家间政治、文化、社会甚至防务一体化的趋向已经显现。以欧洲联盟为样板，亚洲、美洲和非洲都正在或将要以区域或次区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或成立为契机，向想象中的“亚洲共同体”、“美洲共同体”和“非洲共同体” 迈进。理论上讲，远景中的“亚洲共同体”应脱胎于“东亚共同体”，而“东亚共同体”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推动以及怎样去实现等一系列问题，随着亚洲特别是东亚力量在世界上的日渐强大，正吸引着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和研究。近日，记者就“东亚共同体”、中日关系及中日民间交流等话题采访了日本早稻田大学前校长、刑法学家、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西原春夫先生。

　　“东亚共同体”无需将美国排除在外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在公开阐述“东亚共同体”思想时，考虑到一直掌握世界经济主导权的欧美国家可能反对这一主张，为此，您建议由民间进行具体操作。那么，除了进行民间活动之外，您认为在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还须采取哪些措施才能有效地平衡美国因素？

　　西原春夫：1998年我从早稻田大学校长的职位上退下来之后，在德国呆过三年，做早稻田大学设在德国原首都波恩的“欧洲中心”的馆长，专门研究欧洲联合问题。欧洲联盟之所以可以成立，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内部原因，另一个就是外部原因。

　　内部原因是指欧洲国家在地理位置上大多国境相连、陆上相邻，出于彼此交流方便、解决国境障碍的需要，他们有必要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事实上，欧洲联合正是从经济共同体开始做起的。在构建经济共同体的过程中，需要制定一些共通的、相互遵守的规则，这也是欧洲内陆国家的现实需要。外部原因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元问题，另一方面是亚洲问题。欧盟形成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其统一的货币，即“欧元”的诞生。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要形成经济共同体，就要努力摆脱美元的统治，创造欧洲自己的货币。这里的亚洲因素，主要是指日本，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还没有今天这么强大。20世纪60年代，正值日本的高速发展期，之后，日本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很多日本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全面占据了主导地位。再后来，“亚洲四小龙”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分量也越来越大。因此，那一时期亚洲经济的腾飞使整个欧洲都感受到了压力，也使欧洲认识到需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才能与亚洲和美国在经济上分庭抗礼。而美国为了维护美元在全球的支配地位，反对欧洲形成共同体，导致欧美关系在一段时间内比较紧张，但是，欧美之间也没有因此造成多大的冲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欧盟最终还是建立起来了。

　　与欧洲当时的情况类似，对亚洲而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境对物流业发展的阻碍作用凸显，这就构成了“亚洲共同体”形成的内部原因。因此，形成“东亚共同体”应该说是一个必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外部原因中，与欧美对抗的动因并不很突出。如果说有外部制约因素的话，或许可能是其他国家或地区力量。

　　与欧洲的情况不尽相同的是，内部原因将对“东亚共同体”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考虑“东亚共同体”构成时，没必要事先划定范围。可以先从一些主要国家对区域性问题的协商解决入手，大的问题则交由联合国裁定。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相关规范的一点点累积，最终将促成东亚乃至“亚洲共同体”的形成。比如，欧盟就是以西欧十六国的联合为起点，然后逐渐向东欧扩大的。所以，在考虑“东亚共同体”问题时，没必要一开始就将某些国家排除在外，没必要排斥美国的存在。而且，在“东亚共同体”构成问题上，中国和日本也有争议，比如日本主张除了中日韩和东盟十国之外，慢慢地还要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纳入进来，但中国更倾向于以“10+3”为基础的、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联合。所以，如果一开始就限定共同体范围的话，亚洲内部就很难达成共识了，从全球角度来看，各个地区有必要以对具体个案的处理来累积共识，形成通用的规范体系，比如统一的立法和货币等，然后在全世界渐次形成欧洲、北美、亚洲等区域性联合体。

　　中日应做“10+3”框架下“东亚共同体”的“管家”

　　记者：关于“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问题，有人认为日本“过去”有做领导者的想法，而您也希望中国不是盟主，而是担当“负责人”的角色。那您认为日本现在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有没有变化呢？中日究竟能否在“一山”之中共容呢？

　　西原春夫：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说过“日本要创设‘东亚共同体’”，而“创设”一词是指创造、建立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因此，无论鸠山的本意是什么，一旦用了这个词，就会让人产生联想，解读为日本想做共同体的创始人或领导者，这或许就是“日本想做领导者”这句话的由来。但我个人认为，建立“东亚共同体”这件事不应由某个单一国家来主导。中国和日本同为地区性大国，有责任和义务在推动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充当“管家”角色。“管家”本身没有很大的权力，但很多事情都需要他来张罗，中日对这个问题需要有这样的共识。总之，“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应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不是要生硬地把它创造出来。如果一心想去“创造”一个新事物，势必就会为它预设范围，但就范围问题，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会导致国家间的对立和冲突，影响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为了避免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上述问题，我认为应该由民间而不是政府来主导这一进程，即通过民间活动来推动共同体的形成。具体而言，亚洲各国一些主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下，对“东亚共同体”问题进行充分的学术讨论，形成权威的学术报告，进而影响政府决策。这么做，理论上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政治摩擦，是一种很理想的实现途径。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这件事是很难一蹴而就的，而且截至目前如此强有力的民间组织或团体还没有出现过，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摒弃其中的政治因素、团结一心才可能成功。

　　记者：在您设计的“东亚共同体”实现路径中，您除了重视中日韩在东北亚的影响力，也强调了东盟在东南亚的作用。那么在构建“东亚共同体”主渠道的问题上，不知您更倾向于哪一个，是中日韩还是东盟？

　　西原春夫：关于“东亚共同体”主渠道的问题，首先，我要强调的是不应将某个单一国家当做唯一路径。以欧盟为例，当时就是由法国和德国共同倡导、而后逐渐扩展实现的，尽管这两个国家是历史宿敌。法德倡导的一体化路径，先是组建 “欧洲煤钢联营”，在生产和流通方面形成一个共同体，然后不断扩大开来，最后才形成了今天的欧洲联盟。而对于“东亚共同体”来说，究竟是应该以中日韩还是以东盟为主渠道呢？我认为，至少中日韩或者再加上蒙古等国的首脑可以就相关问题先行协商，当然，以这些国家认为有必要性为前提。早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曾力主成立“东亚经济协议体”（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EAEC），时至今日，虽然东盟还不是共同体，但已形成较有效的对话机制。因此，“东亚共同体”可以在中日韩和东盟的“10+3”框架下构建。

　　然而，正如我前面一再表明的，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说，“东亚共同体”最好不由国家和政府主导，而应主要借助民间的力量来推动和实现。比如，像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这样有号召力的研究机构和高校就可以承担这样的使命和责任。因为以它们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可以凝聚到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一流学者和专家，请学者们就“东亚共同体”的形成提出不同方案，然后选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付诸实施，这样才能保证目标的实现。对于这个事情，我本人已有了某种紧迫感，也认为是时候去做了，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具有足够影响力的人物站出来主导这一进程。或许是因为我的主张还没有被很多人所了解和接受吧，这也是我愿意接受贵报采访的原因，希望能够借助你们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想法，然后积极行动起来、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当然，我知道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如对欧盟具有重要象征性意义的欧元的诞生，就经历了50多年的时间。

　　“和谐”理念可成为亚洲伦理体系的核心

　　记者：欧盟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政治体制、经济水平和运作机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因素相同或相近，以及安全保障体制互为依存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内在关联性的区域共同体。而您在强调建立具有亚洲特点的、21世纪通用的伦理体系时，提到了儒学。您能否对儒学在“东亚共同体”形成进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作做进一步的阐释？

　　西原春夫：在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论语》和《孟子》等儒家经典，可以说深受儒学的熏陶。每年12月份，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都会举办一次国际儒学论坛，今年将举办第八届，而我本人从第一届到第七届都有幸受邀参加。其实在日本也有儒学，近年因为药品和奶粉等产品频频出现质量问题，使“企业伦理”问题受到日本儒学界的较多关注，中国可能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在谈到“企业伦理”的时候，我个人认为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应该对此有一个共通的认识，而不应仅仅局限于狭义概念上的儒学，比如“四书五经”等。不过，在我看来，老子的思想似乎更能有效地阐释“企业伦理”。

　　那么，儒学能否成为亚洲共通的伦理体系呢？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因为儒学在中国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曾遭受过批判。因此，我认为在考虑以哪一种思想为主构建21世纪亚洲伦理体系的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都要将这段历史考虑其中，并要对儒学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反思，比如，儒家的男尊女卑思想等。

　　尽管我并不想为儒学下一个定论，但如果一定要我讲的话，我并不认为儒学或儒教应该成为“东亚共同体”伦理体系的核心。我注意到，中国近些年一直在讲要建立“和谐社会”，我觉得这一理念与“东亚共同体”思想是相近的，因为“和谐”中透着中庸、中和。而且在亚洲，不仅中国，日本、韩国或者还包括泰国，事实上都有类似的思想传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和谐”理念作为亚洲伦理体系的核心，似乎更适合。

　　日本首相不应参拜靖国神社

　　记者：据说您本人在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首相的时候，曾写信建议他不要参拜靖国神社。请问，您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您的这一想法是否获得了日本朝野和民众的普遍认同？

　　西原春夫：我当时给小泉写信告诉他不应该去参拜靖国神社，是因为在我看来作为日本首相，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靖国神社（记者注：建成于明治二年，原名“东京招魂社”，1879年改为现在的名字）代表了日本19世纪的思想主流，即当时横行日本和欧美国家的帝国主义思想。那时，靖国神社祭祀的是所谓“在‘明治维新’时期为国捐躯的军人”，这里的“军人”仅指为恢复天皇权力而牺牲的“国军”，而不包括日本内战“戊辰战争”中的“贼军”，当然，“明治维新”之后所有的军人都是效忠天皇的。后来，靖国神社又供奉了那些在战争（记者注：即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战争，但西原春夫本人并未用“侵略”一词）中丧生的日本军人。但事实上，在日本本土如东京和广岛等地因为战争也死了不少老百姓，但他们并没有被安放在靖国神社接受后人的祭拜。因此，21世纪的日本首相再去参拜固守着19世纪帝国主义思想衣钵的靖国神社，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因为，滥觞于19世纪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随着1945年包括日本在内的法西斯国家的战败，就已经宣告结束了。而产生于20世纪后半叶的思想告诉我们，在国家关系中，除了要考虑本国利益，还要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感受。我正是基于这些考虑，给小泉写信，希望他作为21世纪第一任日本首相，能做一些符合新世纪思想的事情。

　　我给小泉的提案分为四个部分。在8月15日战争（记者注：即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战争）结束那天，首先，要对日本和其他受害国在战争中死去军人和老百姓这件事表示“痛心”；其次，要追悼死者；再次，要表明今后不再发动战争的决心；最后，要祈祷世界和平。那么，哀悼、祈祷仪式应该在哪儿举行呢？毫无疑问，不要在靖国神社里面，而要在海边。这是因为：一方面，大海与全世界都是相连通的；另一方面，8月15日，正值日本的夏季，很多人会在海边游玩，在举行这些活动的时候，可以方便民众参与。另外，还需要一些通讯设施的支持，以便将活动情况向全世界进行现场直播。

　　中国有句话：“听其言、观其行”。对日本人来说，不能仅限于口头上的表态，而要付诸行动，用行动来表明忏悔之意。至于我的提案是否会得到日本人的支持，我相信，如果小泉按照我的提议去做了，在海边的大部分人——除了少数军国主义者，都会很自然地参与到活动中来，而中日关系也会因此而好很多。但结果是小泉拒绝了我的提议，赞同我观点的是后来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福田康夫当时是小泉内阁的官房长官。2001年，福田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建设追悼设施委员会”，我也受邀成为其中的委员。这个委员会由10个委员组成，后来一共开过10次会议，每次福田都亲自出席。尽管最初开会时大家的意见都不一致，但后来慢慢地就达成了共识，最终变成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提案起草委员会，我任委员长。我们后来起草的报告内容虽然与我之前给小泉的提案不尽一致，但大体思路是一样的。

　　不过，我们的报告并没有包含对靖国神社的评价，因为我认为它是一个历史建筑，反映的是一段历史事实，而且考虑到供奉在那里的军人遗属的感受，如果提出不同意见，在日本国内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我们选择了回避。但日本首相作为一个政治家，考虑到靖国神社在民间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和作用，是不应该去参拜的。换句话说，我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不是因为它是帝国主义或军国主义的象征，而是因为它牵涉日本国内的社会问题。日本首相应该按照我前面提案中所列内容去做，或者像福田提议的那样建设一个新的追悼设施。不过，在福田当首相之后，由于顾及选票问题，也没能实践他的最初设想。尽管如此，在这一问题上所进行的努力还是有记录可查的。现在执政的日本民主党也有类似提议，打算建造一个不同于靖国神社的追悼设施，也得到了一些在野党的赞同。以现在的情况看，建设新的追悼设施的提案在日本国内似乎也可以通过，我也相信大部分日本民众会支持这个提案，但它会遭到极端右翼势力的阻挠，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因此，这件事的解决需要一定的条件，而目前日本国内还不存在适宜的政治土壤。

　　促进民间交流 消除误解与隔阂

　　记者：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一度都被学界概括为“政冷经热”，即经贸往来热络而政治关系冷淡，甚至出现了两国领导人七年不曾互访的尴尬局面。近年，中日政治关系回暖，高层互访恢复，2008年双方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您怎样看待这一轮中日政治关系的和缓，哪些举措可以巩固和发展目前的良好势头？

　　西原春夫：首先，对于《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我要强调的是，它并不限于传达中日建立互惠共赢关系这一信息，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实上，中日两国及其人民有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责任和使命，希望中日两国领导人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中日之间不再发生战争、世代友好已经是一个很老的话题，而且在1978年《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中，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消除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误解与偏见。这就需要相互了解对方，弥合一些不必要的隔阂。而且，我认为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是可能的。比如，现在中国的电视上，经常播放一些反映日本军队在战争（记者注：即指日本侵华战争）中丑陋行径的电视剧。我作为一个日本人，觉得这样可能会影响日本在中国观众中的形象。电视里那些不好的画面已经不符合现在日本人的形象了。此次，我们之所以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以孙中山和梅屋庄吉的友谊为主题的展览和学术会议，就是想告诉中国人民：不计回报，甘为中日友好作贡献的日本人还是存在的。

　　期待中国社会科学界贡献更多

　　记者：《中国社会科学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面向海内外发行的大型理论性、综合性报纸，一直在为国内外学术界提供交流、互动的平台，您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名誉教授，对《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什么建议或希望？

　　西原春夫：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能够凭借自身的影响力，聚集一批有大局观的、能够把握历史潮流的长者或智者，比如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或大学校长，就中日关系、“东亚共同体”等问题进行磋商，逐渐形成一个松散的对话机制，然后撰写出权威性的研究报告，最终影响政府决策、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和中日关系的不断向前发展。

　　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报》而言，我期待着这些学者的报告及其有益的思想能够在你们的平台上被广大读者所了解和认同。能有机会接受你们的采访，并借助你们的力量让更多的高端读者知道我、了解我的看法，对此我感到非常荣幸。如果有读者对我的观点有异议，也请你们代为接受他们的意见，然后反馈给我，我非常愿意再通过你们的报纸和他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和争论。非常感谢你们！

　　（本报记者：徐庆超特约记者：严平感谢特约记者、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严平先生对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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