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15日，世界经济论坛2010年新领军者年会（又称“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88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名商界、政界和学界代表济济一堂，研讨如何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背景下，进一步推动可持续增长。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本届论坛通过四大议题探讨推动可持续增长。这四大议题包括：通过科学技术提升竞争力，从商业模式中为未来市场创造新价值，通过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与社会转型和制定有效的全球、行业与地区解决方案。其中，“中国的自主创新”、“重新思考中国的商业模式”、 “可持续性和竞争力”等话题引起论坛内外的极大兴趣。

　　世界经济论坛自2007年起，每年在中国举办夏季达沃斯论坛，迄今已举办四届。本届达沃斯论坛主题是“推动可持续增长”，这与去年在大连举行的第三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重振增长”紧密相连。

　　全球经济“二次探底”概率不大

　　在过去的两年中，世界经济遭受重创。经过各国的协同努力，目前全球经济正在缓慢复苏，然而其种种“后遗症”却令人担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将这些“后遗症”定义为“次生危机”。她认为，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过去，但是问题没有解决，后危机时代乱象纷呈，比如债务危机、财政赤字等等。这次大危机并不像之前正常的周期性经济衰退，很难简单地判断危机过去与否。甚至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中也指出，这种不确定性从未有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高海红认为，金融危机的影响远远没有结束。欧债危机又引发了新一轮的担忧，有可能会导致新的动荡。她强调，全球的经济复苏非常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一方面表现为需求低迷，另一方面表现为全球没有增长点。欧债危机充分地体现了这种不稳定性，尽管最坏时期已过去，但长期影响仍然难以估量。

　　在这种不稳定的市场状况下，对于是否会出现“二次探底”，陈凤英给出的判断是，“起码今年不会”。

　　高海红也表示，“二次探底”的概率不是很大，但风险还是有的，之所以到目前尚未发生，主要和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政策调控有关，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对整个经济的稳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刺激政策退出要因“国”而异

　　尽管进程缓慢，但全球经济复苏的总体态势已日趋明朗。为阻止经济衰退，很多国家在过去的两年里连续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固然成效显著，然而其副作用也不可忽视。是否需要重新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成为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也成为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看点之一。

　　高海红认为，笼统地将欧美的退出战略混为一谈是不恰当的。她指出，美国强调持续性的大幅度的刺激政策，而且不倾向轻易退出，而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财政政策的取向一向比较保守，他们对公共债务的不断累积十分忧虑。在欧元区，再进行刺激的余地也非常有限，目前不会出现剧烈的变动。有学者强调，现在的趋势基本是推迟退出，而新兴市场不一定要退出，否则更易产生资产性泡沫。退出政策要分化，各国要有自己的政策。

　　近日，美联储和日本央行宣布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对此，有学者认为，美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后果更多地要由发展中国家来承受。她指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大量流动性的释放，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刺激性的财政政策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全球的流动性重新泛滥。我们看到这种新的流动性不断地形成。这种通胀并没有发生在发达国家而是发生在新兴经济体，特别是率先复苏的亚洲经济体，因为这些经济体增长较快，一旦有流动性就要寻找新兴市场，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实际上起了这样的吸收作用。资本流入带来的升值压力、泡沫等危险都随之而来。

　　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国可持续增长关键

　　谈到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学者们充分予以肯定。过去的两年，中国在世界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经济增速下滑趋势迅速扭转，当年增长9.1％，今年上半年增长11.1％。

　　在中国经济复苏的进程中，“一揽子计划”功不可没。陈凤英指出，和西方不同的是，我们是一个转型经济体，不仅要解决经济问题，还要解决社会问题，难就难在这里。而“一揽子计划”最大的特点是把民生问题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是考虑周全、意义深远的。

　　“中国目前正在复苏的轨道上”，高海红这样评价，“中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长期的战略发展问题，危机实际上给中国带来一个契机。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是一种内在的需求，危机发生后，它的必要性变得更明显。”

　　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为“推动可持续增长”， 陈凤英认为“可持续增长”是“旧题重谈”，但是现在讲的可持续增长和以前讲的有很大不一样，原来的sustainable（可持续的）主要是指环保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而现在讲的是危机以后的特殊条件下如何可持续增长。她强调，对于中国来说，目前可持续增长关键问题在于经济转型。只要转型成功，很多问题在转型当中就可以解决。

　　有学者认为，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可持续性”首先体现在需求结构的优化。过去中国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现在这种需求结构要转变成三驾马车协同发展，着力点应该是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这也需要一系列的政策去配套，包括收入结构的调整，减少城乡差别，提高公共服务支出等等。第二，体现在产业结构均衡。中国是制造业大国，长期以来偏重第二产业。这种结构在以往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放眼未来，需要重新配置，偏重发展比较滞后的服务业。第三，涉及企业创新。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不是强国，创新性代表着竞争力和未来发展的质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中长期目标。第四，“开放”以前更多地是吸引外资，现在鼓励“走出去”。拥有大量的海外投资市场，是金融实力的一个重要表现。第五，深化体制性改革。可持续性最终体现在科学发展观上，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发展方式的彻底转变。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科技创新”一直是达沃斯论坛致力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它再次被列为四大分议题之首。如何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成为论坛讨论的焦点。

　　谈起科技创新，不能不提到高校。据统计，高校对国家科技创新、技术发明和知识创新的贡献占到总体的75%以上，算得上是主角。记者了解到，2010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确定的25个相关研究课题中，南开大学专家牵头承担的数目达到18项。论坛期间，记者就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这一话题连线了达沃斯论坛25项课题组的总负责人、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曾公开表示，中国的创新能力一直被低估，他呼吁世界更多关注中国的创新产业。中国目前的创新能力如何？佟家栋认为，其优势和劣势并存。优势在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善于集中力量加大投入攻克难关，支持技术发展，寻求技术创新，这一能力是西方很多国家难以具备的。从这个意义上，施瓦布的观点确有道理。劣势在于，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技术创新才有基础，因此我们应客观看待自己的能力和实力，在强调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借助现代信息交流，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科技创新理念和方法。

　　“要将科技创新应用于提升生产力和竞争力，现阶段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一方面是短期的，包括政策调整、消费者观念的调整等等；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推动科技创新，以及为科技创新所做的铺垫性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工作中包括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人才引进和培养、科技创新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还有对科技创新环境的营造。此外，高校的科技成果转换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佟家栋说。（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吕莎　通讯员：平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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