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冬（热心读者）

　　读罢贵报刊载的江时学先生所写《国际问题研究如何避免“摘樱桃”》一文，颇有感触。特别是对于从事学术研究、形势分析、信息调研的相关人士来讲，更值得深思。正如文章作者所言，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我们身旁、案头的信息、数据可谓汗牛充栋、纷乱庞杂。不仅来源各异、五花八门，有的还相互冲突，彼此矛盾。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也需要有自然科学研究的钻研、求实、严格、穷尽的态度，实打实地将真理、真相、真知传达出去。李开盛《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哲学缺失》一文，篇幅不长，却也较深刻地揭示出当前国际关系学建构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与隐患，并提出了诸如“国际社会到底是物质世界还是观念世界？人与国家何者才是国际政治的终极关怀？国家行为是可以认知的吗？国际政治规律到底存在与否？”等一些涉及本源的、基础性的哲学问题。环顾当前世界，已步入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正是各种理论、思潮深刻反思、激烈博弈、重新构架的活跃期、关键期。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一直在苦苦探索、追求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李开盛先生提出的哲学的角度，不啻指出了一条朝上述方向迈进的有益路径。古往今来，中国不乏优秀、深刻的哲学思想，这也是我们区别于西方的独特、稀有的资源，值得深入挖掘、认真吸收、科学继承、大胆创新，进而在更高层次形成独树一帜、独领风骚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理论。希望贵报今后能继续为国际关系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坚持正确的引领方向，开辟新的研究路径。

　　怀畅（本报编辑）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史上一共经历了三次大的论战，分别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之争、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之争这样三次大的论战。理论上的争论促使了国际关系研究范式间的对话和融合，但在基本的本体论和方法论问题上，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物质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科学实证与反实证、解释性的因果逻辑与理解性的建构逻辑之间的混乱。这也反映出国际关系理论在哲学基础上的薄弱。纵观国际关系理论的名著，无论是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还是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都无不以某种哲学流派作为自己前提假定和理论边界的基础，理论上种种争论的背后所反映出的其实也都是哲学流派之间的争论。作为一门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学科而言，哲学基础的缺失导致了这门学科发展的滞后和脱离实践，希望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的广大研究者能够与我们一道为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而努力。（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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