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论应放弃整个二元论传统，放弃康德式的社会建构论，寻找一条后康德式的道路。那么，新的基础是什么？他们的共同回答是：存在论。

　　20世纪70年代，以经验研究为导向，跨学科的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登上学术舞台，对主流的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产生强烈冲击。启蒙运动以来，科学一直占据崇高的地位：为知识和真理的楷模，享有客观性、普遍性和严格性等美德。不论这一形象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真实写照，还是后人一相情愿的构造，它显然与20世纪的现实不相吻合。在当代，科学与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各种力量不断渗入纯粹科学领域。古典科学图像已由此而逐渐失去吸引力。

　　在库恩的激励下，包括布鲁尔（David Bloor）、巴恩斯（Barry Barnes）、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在内的第一批科学论研究者开始致力于解构启蒙以降的科学观，为“后学院科学”奠定哲学基础。然而颇具讽刺意味，他们的解构工作却恰以“建构”的名义展开——提出社会建构论，主张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认识论与社会学是统一的。由是，科学论一方面与主流的科学哲学划清界限，因为后者要求严格区分“辩护的情境”（认识论）与“发现的情境”（社会学）；另一方面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原则贯彻到底，将其运用于自然科学，这即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应当说，早期科学论很大程度上围绕这一线索而展开。

　　早期的社会建构论

　　从哲学基础看，社会建构论是社会学化的康德主义。康德哲学被认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认为，此前的哲学让主体围绕客体转，所以无法合理解释知识的客观有效性。于是颠倒了哲学参照系，让客体反过来围绕主体转。客体并非独立于主体，只有接受先天概念的规整，客体才成其为客体。这样一来，客体是主体的建构或构造。可见，建构论的思想应首先归功于康德。而社会建构论者接受康德哲学，认为知识是构造的而不是被动的表象，但也对康德哲学进行了改造。社会建构论主张构造的终极基础不是“我思”而是“社会”，为知识奠基的不是时空、范畴等主体根据，而是包括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在内的社会根据，从而权力、利益、商谈、博弈、阶级斗争、性别成为认识论的合法研究主题。科学与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内在相关性被严格确立起来。

　　科学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中国学术界，一度引起不小的争议。当时的引介工作主要着眼于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但彼时西方科学论正发生剧烈转变，与社会建构论渐行渐远。

......（作者：孟强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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