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首届经济学专业大学生，加上此前三年在农村的知识青年生涯，我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工业化及民营经济的发展始终保持着极大关注。1998年，我承担了教育部首批人文社科重大研究项目——“温州模式研究”，同时又开始深入接触当时西方学术界正在兴起的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理论，由此开始展开了从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视角，审视中国商帮文化的研究。

　　在近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可以明显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很多地方政府都热衷于挖掘本区域历史中的商帮文化和打造新时代商帮。于是，明清两朝以来历史上的商帮成了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报纸、文学期刊、财经杂志、电影和电视屏幕充斥着晋商和徽商的人物与故事。晋商历史人物乔致庸成了一代商帮的典型代表，也似乎成了当代中国商人或企业家的楷模。与历史上的商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商帮文化，现在的作用不只是在为“经济唱戏”搭台，而是作为中国经济发展这出大戏中的主旋律在激昂发声。商帮文化，现在似乎成了人们希望医治当今中国社会商业道德沉沦的一剂苦口良药。

　　当人们身处这一股商帮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热潮之中，作为经济学家，必须用自己的理性来提出一个问题：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帮文化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是动力还是阻力？

　　可能会有人认为，由经济学家来谈论文化与经济关系问题，并不是最合适的。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走的是科学的实证主义路子，经济学研究中充满了各种数学模型，经济学家们大都只拥有一颗会计算的、冰冷的理性的心，最为缺乏人文关怀。其实经济学家是很重视文化因素的。20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学的跨学科发展及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经济学家越来越意识到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的研究结论是，有效率的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作者：史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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