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是现代最突出的书话家。他是新文学家中第一位有着自觉的文体意识、悉心经营现代书话的作者。单从文体创制的意义上讲，周作人之于书话就如同周树人之于杂文。周作人的书话从内容材料、行文风格、文体选择及营造的氛围等方面都显示出浓重的传统文人气息、文人特质。通过他着力经营的书话写作，文人传统得以重聚、复苏。

　　对某一文体的选择，意味着写作者寻找到一种适于自己的言说方式。其背后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这种选择源于言说者对自我身份、审美趣味、生存方式的认同。周作人对书话文体的经营和选择，实际上既显示了他身上包含的传统文人的精神气质，也表明他对文人传统审美趣味、生存方式的自觉追寻。

　　事实上，在现代中国，文人特质、文人传统更多地是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著述方式——现代书话中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与传承。因为在大散文文类中，现代书话最具传统意味，这就成为文人传统最好的载体。是故周作人1928年之后闭户读书的生活选择，杂览旧籍的阅读喜好，都使得开创之初的现代书话更多沾染了文人气质，承续了文人传统。然而周作人书话对于文人传统继承的重要意义往往被当代研究者忽略。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囿于现代以来，研究者受西方文学观念的限制，未能意识到现代书话这种文体与传统著述方式的血脉关系。现代戏剧（更多是西方意义的话剧）、现代小说在形式内容和精神气质层面很难实现与文人传统的对接，这自不待言。而对于新诗来讲，由于新诗完全抛弃了旧体诗词的语言和格律，文人气质的传统就无法更好地在新诗中延续。对于散文情况就有所不同，由于引入“美文”概念的改造，现代散文就变得更为狭隘，它往往排斥了包括书话在内的许多随笔写作。事实是，从周作人开始，大量的书话随笔创作不断涌现，这些书话随笔本就是散文之一种。而且书话是直接继承了传统文人的著述方式。有宋以降，文人学者在寻书、藏书及阅读过程中留下的题跋和批注稽考源等传统文人的著述文字极为丰富。中国传统的札记体写作也为现代书话的体制形成提供了资源。明清以后，札记体著作更成为颇为通行的一种研究方式，传统文人学者留下的这些读书杂记、藏书题跋很多都是游弋于文学与文化、创作与述学、趣味与思想之间，葆有颇为有趣的弹性和张力。这种著述方式的选择体现出他们独特的文人精神气质，长期以来形成了独特的著述传统。

......（作者：赵普光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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