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原型”的比较在比较哲学谱系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它通过四重途径实现。

　　首先，文化原型的比较要求回到比较双方的发源地进行比较，以排除那些“干扰研究”的影响而直接进行“水平比较”，更清晰地看到比较双方思想的同异。就中国与欧洲的哲学思想比较而言，是要回到古希腊与先秦时代，选择相应的思想进行比较。

　　其次，文化原型的比较，要求将哲学思想“还原”到更为感性具体的文化情境中，将“原型”的文化意象与哲学思想的比较融会贯通。欧洲哲学将感性与理性二分的做法，使表面上的哲学比较诉诸于理性，而背后的文化比较则诉诸于感性。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感性与理性从来就没有被割裂开来。所以，文化原型的比较是中国式的比较方法。

　　再次，文化原型的比较，要求想象力与知解力有机结合，将视觉的“想象图像”融化在哲学思想的比较当中。由于人们视觉思维过程中存在的“屏网图像”及“模式化的形象”过滤或保留了某些内容，不同文明当中的哲学家因而选择不同的文化原型，使文化原型比较可以呈现不同哲学的思想差异。

　　最后，汉语从古代到现代尽管实现了转变，但中国哲学运用汉语的 “意象思维”并没有改变。汉字以象形表意为造字的基本原则，“意象思维”决定了中国哲学的思维特点，并与以表音文字为“本”的印欧语系表达的欧洲哲学形成差异。

　　哲学思想也是一种“叙述”，对叙述的“话语”进行比较固然重要，但毕竟“言不尽意”，话语之外的文化情境的比较可以丰富话语本身的对比。

　　庄子的“窍喻”里的“气”与柏拉图“洞喻”内的“光”，可以视为中欧传统哲学的两类基本文化“意象”。庄子的“窍喻”里面的“窍穴”漫溢着“气”，而柏拉图的“洞喻”里面的“洞穴”则充满着“光”，“光”与“气”存在于二者的哲学隐喻中。通过不同文化情境下中欧传统的哲学比较，可以得到一系列相互对应的比照范畴，庄子是“气”—“听”—“虚”—“道”，而柏拉图则是“光”—“看”—“幻”—“相”。“气”与“光”的对照，是“发见”了其间的文化意象；“听”与“看”则是获得文化意象的不同途径；“虚”与“幻”是相匹配于意象的不同特质；而后二者又直接导向“道”与“相”的比照（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比较的对象）。文化原型的比较恰恰要求将这几个比较方面融会起来，从而将文化原型比较落到实处。

　　（作者：刘悦笛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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