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11期特别策划“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文章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有65个春秋，很多恩怨与苦难依然萦绕在世人心头，久久不能挥去。许多人因战争而失去生命，很多珍贵的材料或文物也因战争而灰飞烟灭，还有文化、技术等诸多方面，因战争而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空前的。

　　首先，各国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这种损失难以言状。苏联在战争中失去的生命数量，大概在2000万—3000万之间。中国的损失也是难以计量，失去的生命数量也以千万计。但有一点我们得牢记——没有一个国家经历了中国那么长久的战争；这场战争早在1931年日本进攻中国东北地区就开始了，1937年更是全面爆发。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如波兰，损失也是巨大的，有约600万人失去了生命，其中一半是惨遭德国纳粹杀害的犹太人。就世界范围而言，在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中，一共有近6000万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除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在这场战争中消失外，还有其他很多严重后果。比如，很多城市和乡村蒙受了不可名状的破坏，这就更不用说首次也是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和长崎了。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破坏自然的问题：小则很多自然景观被彻底毁坏；大则整个生态基础遭到了严重甚至是不可恢复的破坏。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在我们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切不可忘记或忽视这些方面。再比如，在世界很大范围内，非常多的人因战争被迫迁移。以欧洲为例，就有超过1000万人被迫移民甚至面临更严重的问题，很多地方至今存在着频繁的战乱，要恢复或者建立这些地区的和平，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难题，得到解决尚需时日。而这些国家和民族目前面临的很多问题，是战争后边界出现调整和变动造成的，甚至一些问题是人为（特别是战胜国）制造出来的。

　　当然，如何将战争罪犯绳之以法、如何处置以政府或整个民族的名义犯下的罪行，也是一个大问题。就以纽伦堡审判等为例，这些审判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公正地审判德国战争罪犯和主要行为人。可以说，纽伦堡审判是由四大协约国共同主持的，可以说给其他的审判树立了一个榜样。然而，即使在这四国之间，也很难就合法界定一些概念如战争罪犯的内涵上达成共识。结果他们提出了其他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针对反人类罪行、从属诸如纳粹德国的SS闪电部队等犯罪组织等方面。虽然纽伦堡审判是通向国际正义的重要一步，但是还留存诸多待商榷的或悬而未决的问题。

　　去殖民化，尤其是在亚洲和非洲的去殖民化，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去殖民化问题至今依然存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承诺，一定会采取相应政策，严格反对殖民化。1945年10月联合国的成立，这本身也是该新政策的一个重要例证。然而，要把言论完全付诸实践实非易事。事实上，像英国、法国等大多数欧洲国家，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强烈赞同殖民主义。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这个前荷属殖民地的非殖民化道路也走得十分不易。虽然印尼自1942年起一直被日本占领，在人口、物资等各个方面都因战争和被占领而损失惨重，而且荷兰本身也被纳粹德国占领，但是，殖民化过程依然很难结束。

　　总而言之，结束一场战争比开始一场战争要困难得多。这从心理学上也是有据可依的。很多国家，在经历战争或者被占领后，其国民精神和民族性格都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坚忍的心智也可能会因战争而受破坏。因此，战后社会重建过程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而且代价巨大——不仅包括金钱、经济和政治资源上的代价，还包括从整个人类和文化这个高度而言的代价，而且后者的代价更大，影响更深远。

　　谈到教训，这个很难概括。通常历史学家并不热衷于给出什么教训。历史学家的主要职责是分析历史事件、历史发展、社会结构、心理等，而且需要专业地在相对应的时代大背景下讨论、分析和研究，而不是在没有近距离观察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大背景下，就匆忙给这些历史分类或随意评价其具有何种决定性意义。

　　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教训，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思考：其一，侵略总是没有好下场的，别说从长远看，即使在眼下也一目了然。无论是希特勒的侵略战争和纳粹德国对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占领，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邻国的掠夺，结果都以惨败收场。其二，不能信任各种基于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动机或想法的意识形态，比如，种族优劣论或者国家优劣论，这些论调的危害性极强，我们要高度警觉，它们只会把我们引向灾难的深渊。其三，不要容忍来自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压迫。（作者：格哈德·希斯菲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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