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19期特别策划“中国经济特区三十年”文章之一。

　　记者：今年由您领衔的“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研究”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立项，请您介绍一下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想和进展情况。

　　陶一桃：对“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问题的研究，实质是对转型中国制度变迁路径的研究。我所说的“中国道路”就是指在中国选择创办经济特区这条道路来完成体制转型，实现经济发展。更确切地说就是在一个已有30年计划经济的历史，同时传统意识形态又根深蒂固的大国里，以创办经济特区作为冲破传统体制为目标的制度变迁的突破口，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中国社会在一段时间里全面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真正成为一个经济繁荣、制度昌明的法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

　　经济特区作为特殊政策的产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承载着理性与狂热、思考与盲目的划时代的标志。它标志着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开始，标志着禁锢了30年的国门的真正开放，标志着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的到来，标志着一个经济已经走到濒临崩溃边缘的大国，真正开始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因此，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从经济特区的产生出发，以非均衡发展理论论证中国道路选择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从经济特区的发展以及对中国社会制度变迁进程的影响与贡献入手，以制度变迁理论证明中国道路的正确性；从经济特区的“新鲜使命”的形成着眼，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同时，阐述中国道路选择的历史意义与理论价值。本课题还试图通过对中国经济特区30 年发展历程的把握，总结它的历史性贡献，揭示出“中国道路”的一般性规律。中国经济特区所展现的“中国道路”，一方面体现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独特路径，另一方面又体现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社会转型的独特选择。它不仅可以说明“中国道路”对于当今人类社会所作出的独特贡献，而且还可以在世界文化的多元化趋势下，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确立友好型大国的地位与形象奠定了制度性基础。

　　目前课题已按计划开始前期调研和资料收集整理工作，我们拥有一支长期从事理论经济学，尤其是特区经济研究的富有创造精神和创新力的团队，相信在规定的时间里能拿出让人满意的成果。

　　记者：今年是中国最早一批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您认为经济特区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哪些经验和教训？

　　陶一桃：无论谈及经济特区的经验还是教训，都必须先了解经济特区作为中国制度变迁突破口的逻辑起点是什么。经济特区作为特殊政策的产物，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率先完成市场经济的实践，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

　　创办经济特区作为强制性制度安排，打破了传统体制下导致普遍贫穷的一般均衡状态，使非均衡发展的社会变革成为中国社会最佳的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从而也使中国这个历经了近半个世纪计划经济的大国，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开始由普遍贫困的“计划”，走向“部分人先富”的“市场”。创办经济特区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安排，不仅大大减少了制度变迁的阻力，降低了制度创新的成本，而且还成功地规避了改革有可能带来的更大的风险，从而使制度变迁的绩效在短时间内就能迅速显现出来，并卓有成效地示范全国。

　　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道路”应该是一条体现中国特色的实现现代化之路。“中国特色”所表明的是国别性、民族性、历史性与国际性，而不是对现代化本质内涵与固有价值判断的否定。所以“中国特色”只能特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特在达到目标的路径选择上，而不是目标本身。“中国特色”绝不是对国际惯例的否定。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已不是作为一座城市、而是作为一个民族迈向现代化的模式，写进中国改革开放的编年史中。

　　我以为，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特区作为转型社会制度变迁的先行者、排头兵，为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三个方面的主要经验和五个方面的基本启示与教训。三方面的主要经验是：

　　1.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基本任务。经济特区不仅是这一转型的试验田，同时又是最先学习市场经济的窗口。如果说，不彻底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就不可能有中国社会的真正发展的话，不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取得改革开放的真正成功。当然，经济特区从初创到今天，其制度变迁的功能已发生了改变。如果说特区初创之时的主要功能是以示范效应在全国确立市场经济体系，那么今天则主要是以制度创新的方式“以开放促改革”，推动改革的深化。经济特区这种内在功能的变化，正是中国社会从以突破传统体制为目标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向以收获潜在利益为动机的诱致性变迁演变的标志。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以改革促发展才是改革的目标所在。

　　2.把人的彻底解放视为社会发展的真正源泉和源动力。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正是把人从传统制度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人的解放首先是重要的生产要素的解放，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创新力和持久竞争力的唤起与张扬。当然，法制社会的确立和昌明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上每一个个体的人获得解放、得以自由发展的制度保障。

　　3.建立法治的政府。中国社会的改革是以社会制度转型为特征的，因此，政府职能的转变必然构成了制度变迁的重要内容。纵观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程，正是“全能”政府逐渐走向“守夜人”政府的历程，也正是“权威”政府逐步走向“公仆”政府的历程。政府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的发轫者，也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倡导者，同时还是制度这一公共物品的最大的、最有效率的供给者。政府的文明程度决定了制度的文明程度，从而决定了一个社会政治生活的文明程度和开明程度。正如穆勒所说：“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是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没有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作保障，市场经济是根本建立不起来的。

　　以深圳经济特区为典型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的启示与教训有的是发展中的问题，有的则是认知能力局限与急功近利的结果。主要有以下五方面：

　　1.关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要以同样的努力关注环境问题。尽管财富的增加会在客观上增加治理环境的能力与手段，但从根本上说，环境不应该是治理出来的，而是保护出来的。我们既不能以更多的资源消耗来创造财富，更不能以更多环境损害来增长财富。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的社会来说得到的喜悦永远小于失去的痛苦。

　　2.摒弃大跃进思维，坚持可持续发展。决定社会经济发展方向、模式、速度的绝不是单纯的GDP政绩指标体系，而是科学务实的发展理念。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发展所遵循的都应该是经济规律，而非人的主观热情与愿望。

　　3.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政府既不能一相情愿地干预经济，更不能违背常识地替代市场。尤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我们的政府不仅要以科学的理念和开阔的眼界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更要努力创造、提供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良好的制度环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需要政府的“大项目”、“大手笔”、“大活动”，同时更需要政府对小企业、小项目的重视，对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的关注，对民间企业的积极性与创造力的保护。

　　4.完善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我们的社会必须改变以往对劳动力简单使用与低价消费的做法，在制度安排上把对廉价劳动力的“浩劫性”使用，变为有目的的增值性使用，即以技术培训和福利完善的方式，增加劳动力自身的经济价值，从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和一个民族的持久竞争力。

　　5.和谐发展是一个社会持久稳定、繁荣的保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社会在经济改革和发展方面，在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真正的公民社会还没有建立起来。福利的，拥有健全社会民主机制的社会，是社会整体发展的结果，更是社会文明、进步、富裕的标志。

　　记者：您怎么看经济特区对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影响？

　　陶一桃：经济特区对中国经济理论的最大影响就是实践并试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或者说，经济特区的发展进程，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辉煌实践。比如所有制问题，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分配问题，由简单的八级工资制到按要素分配；生产要素流动问题，由非市场的调拨到市场交换，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初步形成；现代政府架构的形成问题，从全能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问题，由行政权力主导经济的社会，走向法治社会和规制社会等等。经济特区的实践，从市场经济体系运作的不同方面验证、完善、丰富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武勇）

　　（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组：武勇、冯爱琴、冯建华、褚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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