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著《日知录》，终生不求定本，“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他以朴素的札记体方法，“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渐次增改，犹未敢自以为定。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自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与此种精神相类，毕生钦服顾炎武的民国学者梁启超，对治学与思想探索，自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如此“善变”，倒并非如梁本人所自谦的“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恰恰相反，正是其不固守自我而终生进取不止的表现，一旦有新认识，辄水到渠成地否定、超越旧我。这种学术研究上“觉今是而昨非”的现象，是学者个人沉潜思考、不惮挑战自我而“否定之否定”的结果，也是所有科学研究中推动学术进步的原动力。只是，在今天学术普遍以量化为准则、学术大面积泡沫化的“现代性”语境中，此种朴素而切实的学术追求，日见其稀，因而愈加难能可贵。南昌大学刘焕辉教授于古稀之年推出《言语交际学重构》（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将其此前的学术建构推倒重来，体现了一位以求真明道为终极旨趣的学者“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挑战自我之勇气与学术追求。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刘焕辉先生以其“言语形式的最佳组合说”建立起一家之言而引起修辞学界的关注时，他却不满足于此，毅然跳出修辞学，惨淡经营起言语交际学这门新学科来。

......（作者：张国功　单位：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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