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分化已成为学术进步的一个基本标志。虽然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调学科间的交叉，但这交叉是以分化为前提的。然而，本文所谈的“分化”并非条状的学科分化，而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分化，即任何知识体系或学科乃至整个知识系统中形而上部分与形而下部分的分化。

　　一般知识体系或学科，在不同程度上或以不同方式，都有其形而上的部分，也都有其形而下的部分。这大致上相当于通常所说的概念基础和实验、应用。这两个部分通过一定的逻辑关系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知识体系。自然科学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在一个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中，例如在牛顿物理学中，形而上部分是“空间”、“时间”、“物质（质量）”、“能量”乃至于“实在”、“因果性（力）”等概念，形而下部分则是观察与实验，例如自由落体现象。牛顿物理学的那些基本定律就是连接上述概念与观察或实验现象的逻辑主干，由它们再生出各种支干，构成了一个理论体系。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一个基本原因就是上述两极分化的结构在物理学并随之先后在化学、生物学乃至心理学等等中的形成。科学体系变革的事实表明了其中的那两个“极”的关键作用。自由落体现象对于牛顿物理学产生的作用自不待言，而更重要的是形而上部分的作用（对此人们往往缺乏认识）。

　　虽然我们这里举的是自然科学的例子，但其中的道理对一般现代知识体系都是普适的。其实，任何一个基本命题，如果要构成一个理论体系并因此使自身得到确立，都需要有朝向上述两极的深入工作。例如“三个代表”就是一组核心命题，它的最终确立需要构成一个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应包含将此命题落实于具体社会实践的可操作程序，又要包含形而上的、涉及基础概念的理论部分。

　　同理，人文社会科学其他理论的构建与发展，在这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两极上下足功夫亦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将目光从这种体系内的构建机制转向体系间的关联，不难发现，有一些知识体系与其说是有“两极”，不如说只有或主要地只有“一极”。应用科学（例如统计学、土木工程等等）就只有形而下部分，而哲学则似乎只有形而上部分。这些学科可以说是上述一般知识体系中的特例。它们的存在，恰好有助于一般知识体系实现其“两极分化”。例如哲学对于发展一般知识体系中形而上部分无疑具有直接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作为特例的学科或知识体系是否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其判据正在于它是否真正有助于上述一般知识体系的“两极分化”。照此，如果一种哲学研究并不能帮助一般知识体系确立其形而上概念，则它就不是一种好的、成功的和值得提倡的哲学研究。与此相应，一般知识体系也应通过对于诸如统计学等单一的形而下的知识的运用而使其自身的形而下部分得到加强。

　　就此对照我们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就会发现，不仅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身缺乏分化，而且那些特殊（“单极”）的学科也远不能满足促进这一“分化”要求。它们一方面未能如所应该地那样具有丰富的形而下部分，缺乏应用的实证性，不能有效地运用数理统计等现代方法，另一方面也不追求概念分析以及概念间演绎的形而上部分的深刻性。既无实证的明快，亦无深度的力量。这样的所谓研究无益于学科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特别是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需要提倡“两极分化”，或者深入基础，或者精细实证，反对那种不痛不痒、不深不浅、老生长谈、似是而非的“学术成果”。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钱捷　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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