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17期特别策划“全球视野下的国家认同”文章之一。

　　建构和巩固我们的国家认同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明确和强化合理的历史感与界限感则肯定要成为这个课题的重要内容之一，亟待来自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和教育学等学科对此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上进行严肃和深入的探索。

　　在最简单的意义上说，认同是对“我是谁”以及与之相关的身份感问题的追问。对认同自身固有特性的思考有助于理解当代国家认同问题。

　　我认为，认同的连续性和差异性以及相关的历史感和界限感在当代社会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必然导致国家认同的变化和弱化。因此，在现代性语境中思考国家认同问题不能不关注认同的连续性和差异性。

　　当代认同呈现出非常丰富的特性，而认同的连续性（continuity）和差异性（differentiation）在其中占据了关键的地位。认同的连续性指的是认同主体的一种自我体验和自我经验感，它造就了一种时间和空间意识。所谓认同的差异性是指认同主体所具有的确保自我和他者之间界限的感觉。

　　认同的连续性和差异性在当代认同中起到了各自不同的、然而是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个体认同那里，认同的连续性指的是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动态一致性。简单地说，就是对认同的主体来说，如何保证今天的“我”与昨天的“我”的同一性。个体认同之所以具有连续性，是因为个体所具有的记忆是一种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能力。相应地，在由个体认同构成的集体认同（尤其是国家认同）中，认同的连续性指的是集体认同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一致性。就整体而言，作为集体认同典型形式之一的国家认同也必须呈现出某种连续性的整体面貌。

　　不过，连续性在个体认同那里表现为记忆，在集体认同那里则体现为一种在历史的长河和空间的广袤中具有的历史感。认同的差异性在于保持认同之间的界限，其作用实际上是“同”中求“异”，它使得人们在认可、接受和欣赏他者的身份、意义、价值和地位的同时，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个体性。也可以说，差异性的核心目的是为人的认同划定边界和界限。有了这个边界和界限，集体认同可以有别于其他的集体认同；有了这个边界，个体认同与集体认同之间也可以保持一种恰当的互动关系。

　　从理论上说，认同的历史感和差异性相互作用、相互支持。一方面，真正的历史感一定是内蕴着独特差异性的历史感。国家认同的连续性是与国家认同中的明确的差异性为基础的，国家认同的历史感本身就是依托于对国家认同的界限感的清醒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说，不同国家认同所具有的历史感都应当与众不同。另一方面，差异感和界限感必须尊重认同的连续性和历史感，只有如此，国家认同中的界限感才能是有生命力的、生成性的、动态的和包容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国家认同应当是对过去、现在和未来关系的整体性的把握。

　　然而，在现代性语境中考察，我们发现，现代性所必然导致的经济全球化对认同的连续性和差异性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经济全球化，就其根本的哲学内涵来说，必然要求扩张性和流动性。没有资本、劳动、知识、价值观念和市场的变动性、流动性及扩张性，全球化也就无从谈起。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们既像游客，朝着被导游和已经到达过的旅客描述得天花乱坠的目标走去，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更像流浪者，处于永远的流动中，处于奔向未来的路途上，成为真正的漂移者。由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由于全球化加大了人们的流动范围，也由于虚拟空间等被深度开发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由于现代性本身就具有的时空分离的特点，当代人的时空观遇到了新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上，距离好像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有时候，它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被人们消除。空间仿佛是在不断地诱使人们去轻视、驳倒或否定它。空间已不再是一个障碍物——人们只需短暂的一瞬就能征服它。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存在“天然的边界”，人们越来越没有理由停留在某个特定的地方。

　　同样，处于永远流动中的人们的历史感也日益淡漠，自觉或不自觉模糊了自己的国家特性。也可以说，在这样的时空旅行中的人们，时空观必然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对个人来说，这样的时空感的变化所形成的冲击当然是明显的，人们经常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对集体认同的连续性来说，这样的冲击更加明显和具有压迫性，因为连续性成分丧失的直接后果就是一个群体、集体、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感的淡化乃至遗忘。

　　而且，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性在于流动性（flow）和追求同质性（homogenizing）。具体来说，这种流动性体现在以下几个主要向度上：第一，存在着因人口流动而产生的“人种和种族图景”：旅游者、移民、难民、流放者和外国劳工。第二，存在着“技术图景”，即由跨国家、国家公司和政府机构产生的机械和工厂的流动。第三，存在着由金融市场和股票交易所中的货币快速流动所产生的“金融图景”。第四，存在着“媒体图景”，即由报纸、杂志、影视所生产和传播的图景。第五，存在着“意识形态图景”，它们与那些政府或反政府运动的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形象的流动联系在一起，这些意识形态是由西方式的启蒙价值观——民主、自由、福利、权利的形象——构成的。由于这些图景的作用，人们看到的往往是一幅变动不居、眼花缭乱的流动的现代社会。现代性所必然导致的流动性极大地模糊甚至掩饰了认同的差异性，弱化了人们的界限感，体现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则是对本来具有重大差异和鲜明界限的国家认同的欣然接受甚至不加分析的同质化。

　　由此看来，当代认同的连续性和差异性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国家认同的层次上看，其后果自然是国家认同的历史感和界限感不可避免地消解以及国家认同不同程度地弱化。在西方，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加剧，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学术界对国家认同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美国学者在“9·11”之后的深刻反思过程中，也意识到历史感和差异感在维系、强化国家认同中的重要地位。

　　所以，人们基本上达成了认同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的共识，那么，作为集体认同的最典型形式之一的国家认同肯定是一个充满现代色彩的问题。中国社会已经别无选择地进入现代性过程，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合乎逻辑地，我们的国家认同也将承受更大的冲击，遭受更严峻的考验。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建构和巩固我们的国家认同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明确和强化合理的历史感与界限感则肯定要成为这个课题的重要内容之一，亟待来自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和教育学等学科对此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上进行严肃和深入的探索。（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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