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17特别策划“全球视野下的国家认同”文章之一。

　　当今世界，尽管全球化进程因磕磕碰碰、曲曲折折而时快时慢，但这个进程已经让人类大大拓展了视野。

　　纵观历史，人类逐渐跨越了“部落”、“城邦”、“王国”、“帝国”（秦汉、亚历山大、罗马）、“天下”（神州、四海）的地平线，眼界不断扩大，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全球视野。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无视国际形势的情况下去选择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尤其在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加上信息网络化，人员、信息与货物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这使人们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日益成为一个必须时刻思考和作出选择的问题。

　　另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和平发展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历史性进程。一方面是全球视野下的格局变化和多元文化的参照，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必然造成对民族传统的冲击以致断裂，这给当今中国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

　　所谓认同，就个体指向而言，指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或信任什么样的人，以及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共同体指向来说，指个体对不同社会组织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归属感。实际上，个体自我认同和社会文化认同是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的。

　　自我认同往往是把自己认作属于哪个群体或持有哪种文化价值观的人，而社会认同（国家认同是一种社会认同）则通过不同人的行为选择显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全球化加剧了认同问题的凸显。

　　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不同民族人们之间的交流，造就了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冲突的特定场域，从而极易引发国家认同问题。可以说，全球化进程使认同问题成为真正的问题，也使国家认同问题凸现出来。正是因为全球化进程使差异作为差异而出现，从而人们必须思考同一性或认同。

　　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发展使社会文化出现多样性展示、流变性呈现和断裂性改变，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产生文化自觉。全球化既凸显了社会文化认同问题，也改变了认同的性质。

　　首先，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认同已经不再是对国民身份的“绝对同一性”要求，而是国民对自身多重角色和多重选择的身份整合。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一方面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展开的，因此面临着自身与外在他者的矛盾，同时自身还面临着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因此，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既是在“中国—世界”这样的空间坐标中展开的，也是在“当下—历史”这一时间坐标中展开的。

　　所以，人们的身份认同便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一个人可能是中国公民，同时又可能在为外国公司工作。他的国家认同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文化认同却包括了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接纳，他的经济身份大概是属于跨国公司，如此等等。全球化使国家认同必须容纳人们身份的多样性和归属的多重性，但同时为国家认同对多重身份认同的整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家认同不可能垄断认同，但是必须能够统领或框架其他认同，如地域认同、族裔认同、职业认同、文化认同等等。国家认同可以与其他认同同在，但不能因其他认同而削弱国家认同。例如，一个人在作为中国人的同时可以是东北人、香港人、蒙古族人、回族人……，但不能因为他或她是某地、某族裔的人而忘记自己的中国公民身份。

　　其次，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认同已经不再是臣民的服从或蒙昧的集体无意识，而应该是公民自主选择的立场。换言之，在过去国家认同是一种历史现实，而现在却在历史现实之上增加了某种竞争性。在一个流动比较容易的世界之中，一个大家自觉认同的国家必定是人们愿意生活于其中的国家。过去，国门关闭，人们没有选择权；可是，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人们可以比较鉴别，即使不能移民他国，也有一个精神归属感的问题。因此，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公平和谐的社会，是强化国民国家认同的前提条件。

　　一个国民高度认同的国家不仅是人民可以幸福地生活于其中的国家，也必定是公民自由权利和个性发展得到尊重的国家。封建制度下的国家认同是被动的、消极的，本质上不属于真正的认同，即使有认同也是对自己家族、故乡和土地的自然眷恋，或者是对生存共同体以及文化传统的依赖。在今天，人们的国家认同必须在生存和身份的意义上做出自己的选择，因此是一个人作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鉴于此，我们不仅要构筑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且要建设政治民主、经济公平、文化进取、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增强国民的自豪感和向心力。

　　再次，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认同不再是既定国民身份的确认，而是需要公民意识的支撑和公共空间的拓展。为了培养公民意识，我们必须拓展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使人们的思想文化超越地域、族群和狭隘习惯的束缚，凝聚公民之间的共同感或我们感。过去的人们都是通过家族、族裔、信仰共同体与国家联系起来，现在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公民权利走向国家认同。

　　市场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使我们不能再被动、消极地依赖自然、传统和家族。实际上，人们只有超越了家族、族裔和宗教信仰的束缚，才能成为真正自主的公民，才能形成自觉的公民意识和国家认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促成了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成，也就促进了公民共性和国家认同的形成。实际上，大众传媒、公共论坛、国家庆典仪式都可以成为培养公民意识的平台。

　　最后，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认同不再是与生俱来且一劳永逸的感情，而是需要国家制度、公民教育和文化的不断塑造。世界形势不断变化，人们的认同也在不断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在战略和策略上不断推进国家认同。

　　不要相信西方国家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那是说给发展中国家的，目的是建立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支配地位。西方发达国家从来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国家利益，他们对国民的国家认同培养很重视，而且很有效。尽管西方鼓吹多元文化，但当多元文化威胁到国家认同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抹平“差异”，让“他者”归化。

　　为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我们必须把强化国家认同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加以考虑。我非常赞成兰州军区原司令员李乾元上将的看法：“首先，要用国家观念淡化民族界限，不分民族，不论出身，把忠于国家、忠于宪法、维护国家统一作为公民必须坚守的最高理念、基本准则和基本价值观，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以强化公民的国家意识。不能也不允许背离国家的人分享公民权利，更不允许有凌驾其他公民之上的‘特殊公民’。国家和各项法律制度要充分体现公民政治平等与机会均等，是国家而不是族群让公民感受尊严和尊重，从而提高国家的凝聚力；个人因国家而不是因族群而感到荣耀自豪，从而增强公民的向心力。”（《南方周末》2010年1月28日）国家的团结与强大，才是有自由权利的公民之幸福的保证。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同是具有历史性的，人们的认同和归属感是根据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我们的策略正确，就可以历史地强化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如果我们的策略短视，就可能埋下削弱国家认同的祸根。对这个问题，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加以重视。

　　我们必须在历史进程中，把国家认同置于文化认同之上，用公民的国家认同促进文化认同。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我们感”和共同性，而不是彼此的“他性”和差异。共同性是可以在历史空间中形成和增加的，那我们就应该造就作为国家民族——中华民族的共性。我们必须用公共资源和社会力量塑造公民的共性，而不是用来制造差异。我们必须借助国民教育、公共空间、大众传媒、国家庆典等方式，不断强化每个人的公民意识，增进作为“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归属感，强化公民的国家认同。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韩震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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