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犯罪而言，其侵犯的首先是国法与社纪，但其直接的受害人却是作为个体的民众。如果承认这一点，则在判决中对大众感觉予以考虑是非常自然事情。当代西方司法界中热议的恢复性司法，就是力图通过司法活动抚慰受害人，化解群众情感的过程，这也显示出司法过程对情感的高度关注。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讲究法律教化的国度。一份判决的作出不仅仅是就个案纠纷的解决，同时也应当是一次法律的教化过程。清人汪辉祖就曾告诫说“内衙听诉止能平两造之争，无以耸旁观之听”。而要实现法律教化的社会效果，显然就要求司法不能与群众的感觉过分抵触。因此，在中国古代的官府衙门里，往往都高悬“天理、人情、国法”的匾额，用来提醒主事的官员们，应当遵照天理，顺应人情，按照国法来办理政务。

　　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就有许多书判是以“人情”为裁判理由的。在其中的一个出典案件中，判官就辩证地指出：“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也！”所以清代学者余延灿在《捕奸议》一文中就总结说：“情也，法也，理也，同实而异名者也。”可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情与国法是相通的，甚至还将人情视为是法外之法。

......（作者：洪义　 薛海明　赵霞　单位：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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