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8月15—16日，由珠海市委宣传部、澳门基金会、华中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二届珠澳文化论坛在珠海、澳门两地跨境召开，章开沅、周振鹤、劳泰瑞、滨下武志等来自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和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东社会科学院等国内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近50位专家学者，就珠海、澳门在近代东西方文明交往过程中发挥的历史作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并就珠海翠微村人，近代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宗教学家，原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先生的历史功绩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港澳在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涉中的枢纽作用

　　陶德民

　　澳门在明代后期成为葡萄牙人的居留地，近代又沦为其殖民地。香港在鸦片战争以后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后来又有九龙和新界的相继失落。经过100多年自强不息的奋斗，港澳两地的主权终于回归而成为特别行政区，继续作为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为祖国发挥着内地省市难以替代的沟通作用。

　　不过，今日之中国在饱经沧桑以后已经重返世界舞台之前沿，因此，我们有必要放宽胸襟与心态，不仅以中西交涉过程中的得失，而且以东西方交涉史的视野来审视港澳的枢纽作用。抚今追昔，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150余年间经过一再重组，形成了今天中美日三国位列世界前三大经济体，太平洋地区开始取代大西洋地区成为世界重心的新的历史局面。因此，对当年为打开日本国门、建立美日邦交而作出非凡贡献的卫三畏和罗森等两位旅居港澳人士作一个适当的评价，自然也是合乎时宜的。

　　1854年《美日亲善条约》虽说是未发一枪一炮而签订的，但其实也是一种“城下之盟”，因为它是在强大的培理舰队两次前来的威慑之下形成的。尽管如此，一些日本开明人士对其随员罗森的周游世界的进取精神表示了欢迎，如一位日本官员就赠送过这样的一首七绝：“君产广东我沽津，相逢萍水亦天缘，火船直擘鲸涛至，看破五湖无限边。”

　　日本人中与罗森交往最深的，是幕府负责情报和监察工作的下级官员平山谦二郎。平山也是昌平黉出身的朱子学者，十几年后，成为幕府主管外交的高级官员。明治维新以后，是创立“大成教”的保守主义精神领袖之一。据罗森日记，两人分别之前，平山“以唐诗录扇赠予曰，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么，罗森为什么把他视为“知音”而欲向其倾诉“离衷”呢？

　　原来，当时日本对席卷中国南部的太平天国运动非常关心，罗森遂将其所撰的《南京纪事》和《治安策》借给平山。平山在归还二书时所写的信件中表示，“熟读数四，始审中国治乱之由，且知罗向乔之学术淳正，爱君忧国之志，流离颠沛，未尝忘，亦未尝不掩卷而叹也。民情不郁，下情不达，人牧失职，贿赂公行，古今季运之通病也。”日本之所以采取锁国政策的一个原因是德川幕府恪守孔孟的“义利之辨”，认为“万国交际之道，宜首讲此义”，即“有无相通，患难相救”，而不愿卷入西方的“贸易竞利”。在信件的最后，平山还鼓励罗森利用搭乘美舰之便，向世界各国的君主宣扬孔孟之道。“全地球中，强并弱，大吞小，殆庶几乎虎狼之交矣。惟上帝鬼神，以父母之心，视其赤子之相欺相争，宁不恻然乎，不悯然乎。”

　　与时共进的罗森在回信中表示赞成平山的想法，并珍惜彼此之间萍水相逢的友谊。但同时也指出，“现代和古代是非常不同的时代，谁能明知于此却置若罔闻呢。吾虽不才，多年来亦涉入世事。（圣人）虽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我怎能闭目不看目前的乱象呢。正是怀着有人以其思其行做引导，改良民风而使祖国永远繁荣的目的，我才写了这两本书。”

　　（作者系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澳门番语杂字全本》简介——兼及其与《澳译》之关系

　　周振鹤

　　混合语（pidgins & creoles）的研究是语言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是针对语言接触的专门研究。其实在历史学方面，对此问题也应该重视，因为它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的接触样态。对于混合语的定名在中国还没有取得一致，或以译名称为皮钦语与克里奥尔语，或将皮钦语称为洋泾浜语言。对于在中国发生的洋泾浜语言，研究得较多的自然是洋泾浜英语，这一语言的学术定称为Chinese Pidgin English（CPE）。因为英语是大语种，所以有此定名，至于中葡混合语,则有土生葡语、洋泾浜葡语、广东葡语、中葡混合语等多种称呼，尚未有定称。如果从原生态面貌出发的话，澳门番语之称颇为适当，因为有现存文献证明这是澳门当地及附近地区对之曾有过的真实称呼。不过为了明白并与广东番话的性质相区别，并与产生于其他地区的葡萄牙语和其他语言的混合语相区分，称之为澳门葡语我以为最为合适。这种称呼可以表明这一种葡语产生于澳门，与产生于卧亚的不同，与产生于马来地区的不同，等等。

　　混合语的出现最难确定具体的年份，但应该说由于实际需要的迫切，例如贸易的进行，就使得操不同语言的人从最初的比划开始，要互相期期艾艾地学习对方的语言。从个别的单词到成百的词组，再附以简单的语法，只要交流频繁，十数年之内大约也就初具雏形了。而在200多年后的18世纪中期，早已形成一种正式流行的中葡混合语，于是澳门同行在编写《澳门记略》时，就能根据流行于澳门的这种混合语，记录下来一份称为《澳译》的词汇表，让我们从这些汉字记音的词语里推测当时流行的中葡混合语的大致面貌。除了这一份人人皆知的《澳译》外，实际上还存在着坊间所刊刻的洋泾浜葡语的教材。需要必然催生市场。想要吃贸易饭的人必然要学习洋泾浜葡语，也就有人会将最简单的这一混合语的词汇刻印成书以牟利。但是，由于后来英国人取代了葡萄牙人在东方的贸易地位，洋泾浜英语在18世纪以后逐渐大行其道，因此现在存世的洋泾浜英语教材还有多种。但洋泾浜葡语的坊间刻本过去却少有人提到。

　　最早明确提到见过洋泾浜葡语教本的似乎是卫三畏（Samuel Williams Wells， 1812—1884，1833年来华），卫氏在1837年10月1期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刊载了一篇文章，文章没有标题，而以两本奇特的词汇集的名称作为提要。其中一本是Gaoumun fan yu tsa tsze tesuen taou，or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miscellaneous words used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of Macao，推测其中文名或为《澳门番语杂字全套》，有34页，包括有1200个词语。另一本则是《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只有不到400个语词。两本书都印于广州附近的佛山。

　　笔者不久前有幸得到一套藏于德国图书馆的极其珍贵的《澳门番语杂字全本》（以下简称《澳门番语》），其名称与卫氏提到的《澳门番语杂志全套》略有不同。《澳门番语》与《澳译》相比，有同有异。相异的地方，首先是后者分量要少得多，一共收录了395条词语，不到《澳门番语》的一半。其次，《澳译》的分类不但要简单一些，只有天地类、人物类、衣食类、器数类与通用类五类，而且这个分类并不合理，因为它把身体类、动物类、部分食品类与物品类都归入人物类中。《澳门纪略》的署名编纂者是印光任与张汝霖，他们是有知识的官员，不至于连词语的分类都弄不清楚，所以我们只能推测，此《澳译》只是一份既有材料的照录而已。或者可以说，《澳译》并非第一份洋泾浜葡语的记录，而只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第一份而已。

　　因为《澳门记略》的出版距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已经过去200多年，中葡混合语已经十分成熟，应该早就有人用汉语记下葡萄牙语的语词以供需要者利用，这种记录，或以抄本出现，或以刻本出现，应该早于《澳译》，而且《澳译》里的记音，错字不少，也证明是多次传抄或翻刻所致。由于在词语数量方面，《澳门番语》要多于《澳译》，因而在分类方面，前者也比后者要合理。因此《澳门番语》所依据的祖本也必定要早于《澳译》、全于《澳译》。

　　《澳门记略》里的《澳译》充其量只是一种中葡混合语的记录简本，而且是传抄的简本，决非印光任、张汝霖直接记音的原始记录，此可断言也。且普通常用语，尤其是贸易中必不可少的词，如新、旧、多、少、大、小、轻、重、长、短、方、圆、阔、窄、软、硬、我、他等等，《澳译》中竟然没有。而且《澳译》中的词组甚少，即在通用类中，亦无实用词组，因此似可推测此一中葡混合语的记录本必有缺失存在，或竟是一个残本。

　　但《澳译》与《澳门番语》也有相同的地方。细加比较，《澳门番语》的天地门与《澳译》的天地类几近一样，词语的排列次序与记音用字也雷同，可见两者有密切的关系，只是前者共有95个词，比后者多出了12个。《澳门番语》与《澳译》的第二类都是人物类，以前者而言，从“皇帝”到“贼”的46个词语的排列顺序与后者相同，只是后者少了5个词。人物类的后面部分及其他门类，主要是分类的差异与排列顺序而引起的不同。至于词语，应该可以说，凡是《澳译》有的词，《澳门番语》均有，后者所无者必在残缺的部分里。

　　《澳门番语》与《澳译》这两份材料应该有共同的文献来源。但因为采用者思路不同，所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澳译》作为官方的出版物，只要交代存在着与汉语相异的西洋语言就够了，举一些代表性的词语即可说明问题。而对于实用性极强的《澳门番语》而言，言语通用门与买卖对话门里的短语与对话极具实用价值，为必不可少。好在《澳门番语》此书虽已残缺，但这两个门类却保留下来，让我们得以看到当时操中葡两种不同语言人群的交谈实况，极其珍贵。

　　由于从18世纪以后，英国人的东方贸易逐渐取代了葡萄牙的地位，中英混合语，即广东番话或曰广东英语也就逐渐出现于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沿海地区，先是与澳门葡语两者并用，后来则是逐渐取代。但既是19世纪30年代卫三畏还看到《澳门番语》的刻本，现在则还有五桂堂刻本存世，那么或许证明其时澳门葡语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澳门葡语既出现于前，则必定要对其后的广东英语发生影响。最主要的影响在于澳门葡语常用词汇在广东英语里继续被沿用，如Saber（知道）以savvy（或Sabbee）的形式被袭用，而不用英文的know这个词；在广东英语里沿用的词还有“和尚”曰“吧地利”，“神”曰Joss，官员曰Mandarin等等，都是受了澳门葡语的影响。由于广东英语里混有澳门葡语的词语，所以到后来，不懂葡语的英语或汉语使用者对于洋泾浜英语个别词的词源就有点弄不清。比如洋泾浜英语里的lalilung（盗贼）一语，英国人以为是汉语词源，而中国人却以为是英语词源，其实这个词就是《澳译》与《澳门番语》里都有的喇打令（Ladr?覿o）。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韦卓民所倡导的“特色办学”

　　马敏

　　如今，特色办学已成为中国高校在新一轮教育改革中所追求的目标，各校都在试图从千校一面、雷同重复的办学模式中挣脱出来，寻求自己的特色发展。殊不知，早在80多年前，作为杰出的教育家和富有魄力的大学校长，韦卓民[广东香山县（今广东珠海市）人]就已经在13所新教教会大学之一的华中大学努力探索“特色办学”，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学模式，将一所规模不大的地方性基督教大学办得有声有色，成为华中地区的名校之一。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宝贵的办学经验，十分值得加以总结和借鉴。

　　韦卓民于1929年正式担任重组后的华中大学校长时，可以说困难重重，面临着与其他教会大学和公立大学竞争的巨大压力。一方面，其他教会大学在其各自教派的支持下，已步入较为成熟的阶段，师资、生源、资金都相对稳定，由英美教会联合组建的华中大学很难与其竞争。另一方面，华中大学所在的武汉地区，民国政府正拨以巨资，另择新址，雄心勃勃地力图将武汉大学建成一所可以容纳2000多名学生的一流综合性大学。如何在困境中找到一条生路，韦卓民选择了“特色办学”，另辟蹊径的发展战略。

　　韦卓民所倡导的“特色办学”，可归纳为：国际化、小规模、“重质不重量”。

　　“融合东西文化”，走国际化道路，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未来中国领导人才，是韦卓民一贯提倡的办学目标，也是华中大学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

　　韦卓民既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更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在他看来，大学教育的宗旨，归根结蒂，是“训练新中国领导人才”。通过其培养的毕业生，“强有力地、持续地影响我们全民族的生活和思想，为中国的重建作出基督徒的贡献。”为此，他明确提出华中大学的办学目标是要通过“综合东西文化”，培养中国社会未来的基督教领导人。

　　那么，究竟如何融合中西文化，借鉴欧美现代高等教育的经验，走国际化的办学道路？韦卓民提出了三点具体建议：“首先，必须吸收更多受过本科优良训练的有良好中国文化背景的中国学者，以充实大学师资，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教学。其次，外国教授应更加注意研究了解中国观念及制度，不要把这重要的研究延后，以免太迟。除非他们能把握住学生及中国同事的一般态度及文化背景，否则他们珍贵的协助就会被误用，而他们的好意会被误解。第三，在学院课程中的中国科目，应占更大的比重，而且应该尽力教好。应该鼓励教会大学的学生们以中国人的观点思想，以合于中国人的态度做事。”因此，他在办学过程中一方面鼓励外国教师更多地了解中国固有文化，另一方面，又大量聘请有深厚文化修养的中国学者，从事人文及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由此而形成一种开放性、包容性的文化氛围。

　　“小规模”与“重质不重量”，是韦卓民领导下的华中大学的又一显著特征。

　　华中大学重建之初，韦卓民便认识到，因为五个差会提供的资源远远不能同政府鼎力支持的国立武汉大学相抗衡，因此，十分明智地决定华中大学的办学特色不是以规模取胜，而是质量取胜，将特色定位为“小规模”、“重质不重量”，“以最少的金钱，办最多的事业”。1929年重建时华中大学仅有17位教师和31名学生，1932年学生数达到101人，超过了1927年前的学生数。1948年最鼎盛时期，华中大学注册学生人数达到破纪录的578人。但与武汉大学等国立大学相比，学生人数仍然是很少的。在专业门类上，不盲目扩充，仅集中力量办好人文学科方面的中文、历史、英语、经济、哲学、宗教等系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生物、化学、物理三个系。在课程设置方面，亦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包括公共课、必修课和选修课在内，华中大学的学生每学年所完成的课程平均不足5门，但课程质量却非常之高，深受好评，被教育界称为“模范大学”。

　　在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10余年的大力扩招和快速发展后，如何切实解决扩招所带来的办学条件的不足，全面提高办学质量，已成为中国教育能否持续发展的最为核心的任务和当务之急。此时此刻，再来重温韦卓民先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倡言的“重质不重量”的清醒思考和理智做法，不啻有茅塞顿开之感。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教授）

　　鲍留云与《致富新书》

　　吴义雄

　　鲍留云（Samuel Robbins Brown， 1810—1880）是鸦片战争前后由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设立的马礼逊学校的校长，是容闳等人在该校学习时的教师和到美国留学的资助人。在不少涉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作品中，他的名字被按照译音写作“布朗”或“塞缪尔·布朗”。但10余年前，香港学者李志刚先生就提出，应该在研究中使用其中文名“鲍留云”，根据就是，他在自己所著《致富新书》中署名为“合众国鲍留云”。近年来，相关出版物在谈及鲍留云时，已渐渐使用鲍留云这个中文名字。

　　《致富新书》是一部篇幅不大的政治经济学通俗读物。在笔者看来，它极可能是最早的中文经济学教科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鲍留云于1810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新教徒家庭，1839年到了中国，在广州和澳门、香港等地活动，其主要职责是担任马礼逊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他在长达8年的时间内开创了基督教在华传播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项重要事业，直至因各种原因，在1847年回到美国。

　　《致富新书》目录卷下端题“香港飞鹅山书院藏板”，内封题“道光二十七年年刊”。所谓“飞鹅山书院”即在香港的马礼逊学校，或又称为“马公书院”。可知该书刊刻于鲍留云即将返回美国的1847年。《致富新书》例言下端题“合众国鲍留云易编”。所谓“易编”，当为“译编”之意。既然是译编，其所据原本是何书？这是需要加以考证的问题。

　　笔者检索著名的图书目录数据库worldcat（世界图书馆界联合组织OCLC之5万余图书馆联合目录），发现鲍留云《致富新书》条目项下的作者栏，标有“John McVickar”和“Samuel Robbins Brown”。这意味着，该项目录制作人认为，鲍留云此书翻译的是麦克维卡（John McVickar，1787—1868）的著作。该目录没有显示认定《致富新书》原作者为麦克维卡的原因。但其如此标注，说明编者应该有一定的理由。在自己未掌握相关线索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应该重视该目录提供的信息。但有些情况则应该加以辨析。

　　麦克维卡是19世纪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神职人员。笔者查阅了可以见到的麦克维卡的两部经济学著作。一部是他出版于1825年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另一部是出版于1833年的《政治经济学导论》。按鲍留云的说法，他译编的是美国人的《致富新书》，如果该书的作者是麦克维卡的话，那中文《致富新书》的英文母本很可能就是《政治经济学大纲》。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政治经济学大纲》和麦克维卡的其他作品是鲍留云编译《致富新书》的范本或依据，他一定还花费了很大的力气进行改编工作。因此，如果《政治经济学大纲》是《致富新书》的母本，则鲍留云的“易编”基本上是一次改写。这不仅可以从该书的篇幅和结构得到初步的证明，还可以从它的内容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作为一部政治经济学的简明读物，《致富新书》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它虽然没有全面、细致地论述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也缺乏理论的深度，与作为英美经济学思想发展结晶的《政治经济学大纲》远不能相提并论，但毕竟是现在已知最早的以中文写成的政治经济学作品，并且很有可能是作为马礼逊学校的学生读物来写的，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教科书的性质。书中阐述的经济学思想观念，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者以当时西方经济学的程度来衡量，都还比较简单浅显。但对于当时极少接触西方经济学说的中国人来说，这些都是很新鲜的知识和思想。它的刊行，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上，应有相当的标志性意义，很值得我们重视。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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