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一则具有可贵的资源价值，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尊重，认真选择，主动汲取，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我们的学术研究之中；二则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应该注意甄别，取其所长，去其所短，防止把异域学术的“污染企业”搬到中国的土地上；三则应该注意海外学术在中国的适应性，避免因国情的隔膜而产生副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如同其研究对象一样，始终与海外资源有着密切的关联。胡适的《最近五十年中国之文学》（1922），带有进化论与实验主义哲学方法的色彩。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与《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透露出一点自“五四”前后传播进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五六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史著述，大多强调思想斗争、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力图以文学史来验证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观点，这种模式明显留有《联共（布）党史》的投影。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源大为拓展。就性质而言，一是海外汉学，二是广义上的文化研究；就方位而言，东方主要是日本，西方则主要是欧美。随着留学生队伍的扩大，海内外学术交流渠道的多样化，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海外学术信息多渠道、大批量地进入中国内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者：秦弓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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