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前计划经济体系中，为了应对全球经济的竞争，地方政府的想法和做法更像是私人部门。它们在政策制定上以效率为先的转变轻易地改变了地方的命运。全球或世界消费文化的渗透从制度、个体和空间等方面改变了地方文化景观。但是，地方对全球消费主义的回应是灵活地适应、完全模仿和竞争性地抵抗相结合。由此似乎产生了更加多样的消费文化。此外，虽然经济全球化直接、间接地创造了地区内和地区间的空间差异，但是，基于不同国家和地方情况，这种差异可能采取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认为，全球—地方的联系是多方面和复杂的。

　　如果地点之于其居住者的物质环境和情感满足是十分重要的，那么，通过说明在全球层次的外部力量怎样强烈影响并改造地方，可以丰富理论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将地点的本质、含义和功能进一步复杂化。和从前相比，地点对于人们的生活来讲，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现在，地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置身于本地以外的外部力量之中。随着在不同全球进程下发生的变化，地点趋于失去保持人们对地点产生依附感的传统制度和实际力量。尽管我们提出在促使地方发生变化上，全球化起着比地方因素更加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已经证明全球力量不能不变得地方化，至少部分如此。因为某些地方传统和实践的韧性创造了外部影响的适应，甚至是抵制。关于现代和传统、全球和地方如何改变地点这一问题，除了这些冲突的和貌似互补的观点之外，我们还需要根据大卫·哈维的一些后现代动力学观点，例如分裂、中断和混乱，来思考地点变化的本质和意义。

......（作者：安东尼·奥罗姆　陈向明，以上选自《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安东尼·奥罗姆、陈向明著，曾茂娟、任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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