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作为中国官僚政治制度全面展开的时期，影响了整个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格局，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结构”。在这个超稳定结构中，政治传播系统与官僚科层制互相耦合、嵌套，相互强化。一方面，官僚制使秦汉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统一的文字、发达的交通和邮驿系统以及政治文书系统，维系着帝国的有效运转。东汉王充曾说过：“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但另一方面，由于官僚体系的庞大，科层的复杂，委托—代理链条过长，秦汉政治传播中的信息歪曲与失真不可避免。

　　这种扭曲首先表现在官吏对政治信息的垄断上。正如韦伯所言：“官僚制通过保守特有信息来源的秘密性来提高监督性。”在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中，与皇帝决策越近的机构越容易膨胀，这几乎是官僚体制的一个规律。如“尚书”一职，在秦代最初只是文书小吏而已，但汉元帝时已号称“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尚书”的兴起表明：在官僚体制下，垄断信息的权力和能力决定了其在官僚层级中的地位。盖伊·彼得斯曾说：“全职文官通过控制信息、政策提案和有关可行性的知识的能力，即便他不是决策部门，也绝对有能力影响政治。”秦汉的政治传播依赖于官吏，自然无法避免这种官吏的操纵与蒙蔽，这增加了政治传播的复杂性。

　　官僚制下政治传播的扭曲还表现为“效率低下”和“欺上瞒下”。前者如史书中所描述的“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后者则更为普遍，《中论·遣交篇》评东汉末的政治情况是“文书委于官曹，系囚积于囹圄，而不遑省也”。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说：古代的政治传播（沟通)有七个层级，老百姓和皇帝之间隔着七道信息关卡，信息到达终点站皇上面前的时候，已经是第八站了。尽管在权力大小方面，皇上处于优势，但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

......（作者：潘祥辉　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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