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出版了《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一书，可能因涉及当时普遍关心的古今文化联系的话题，在学界产生了比较多的反响。以后几年间，该书多次重印，累计印数近2万册，对于一个地处西部、发行能力十分有限的出版社而言，这样的印数显然已相当可观。

　　我的学术之路是从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开始的，这种注重文学感受的方式其实决定了我选择课题的朴素性：在思考、写作《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时候，根本没有“挂靠”当时文化热门问题的企图，仅仅是因为在现代诗歌的阅读中，无法解决一系列“诗思”的来源，比如“即景抒情”的方式、“随物宛转”的构思、中国式的格律化情结乃至缺少真正的宗教感受等等，正是这些现象让我不得不重新掂量梁实秋的名言：“所谓新诗，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果真如此吗？显然，我们眼前的事实并不是这样。我的思考和写作就是想从中国现代新诗本身的现状出发，重新辨析“构成”其基本思维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是更多的“外国诗”的因素还是根本就没有改变我们民族固有的路径？

　　对中国现代新诗在“诗思”层面的探讨可能是这本书略略领先之处，因此直到今天它依然被一些学界同行列为“参考书目”。但是，更大的意想不到的遭遇却在另外一方面：1990年代初，又是各种社会力量集中反思80年代“西化”的时期，在当时，知识分子在1980年代的“新启蒙”努力都难逃“西化”之嫌，这样的反思在外获得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支持，在内则转化为“弘扬民族文化”的呼声。一时间，现代文学研究界不得不面对“五四”是否需要反思和批判，中国新文学、白话文运动是否应该被检讨和再认识之类的问题。特别是郑敏先生著名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一文在《文学评论》发表以后，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如何评价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问题成为人们议论纷纷的焦点。也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意外地收获了一些赞许之辞：《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就是一本弘扬传统文化精神之作，它充分说明中国新诗不应该脱离传统文化的滋养！

......（作者：李怡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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