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对此前近30年盛行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反论，新制度主义在美国政治研究中声名鹊起，包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等分支。其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要适用于经济学研究之中，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美国国会制度和国际制度的研究，关注国会的规则如何影响到立法者的行为，主要代表著作有马修·D.麦卡宾斯（Mathew D. McCubinns）和特里·沙里文（Terry Sullivan）主编的《国会：结构和政策》、加里·考克斯（Gray Cox）和麦卡宾斯的《立法利维坦》、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等。社会学制度主义主要适用于社会学研究之中，源自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解释的重点是为什么组织采用一套特定的制度形式、程序或象征符号，这些又是如何在组织内传播的，代表人物有詹姆斯·马奇、约翰·奥尔森、保罗·J.迪马乔（Paul J.DiMaggio）、沃尔特·W.鲍威尔（Walter W.Powell）、约翰·W. 迈耶（John W. Merye）和W.R.斯科特（W.R.Scott）等，主要关注的领域有美国与欧洲国内政策的差异等。历史制度主义主要集中于政治学研究领域，它批判地吸收了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吸收了比较政治学中有关政治发展理论，注重以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历史，以国家、政治制度为中心来分析历史，主要代表人物有彼得·卡赞斯坦、瑟达·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斯蒂芬·斯科夫罗内特（Stephen Skowronek）、约翰·M.汉森（Mark Hansen）、彼得·豪尔等。

　　作为一种从中层理论的角度研究制度起源、发展、制度与政策行为的关系，新制度主义实现了对美国政治研究视角的转换、研究对象的重构和研究方法的转换。具体来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领域。

　　美国政治发展：政党斗争和政治制度变迁

　　新制度主义围绕的重点是被称作美国政治发展（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APD）的次领域，它关注美国政体的独特性，其历史起源和发展，追问美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像欧洲国家那样的强国家权威，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强大的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以及为什么没有像其他发达工业国家那样产生慷慨的社会政策？早期接受这一方法的是斯蒂芬·斯科夫罗内特的《缔造一个新美利坚国家》（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斯科夫罗内特认为，美国建设一个行政系统的努力受到了政党根深蒂固的政治裙带关系的阻碍，政党按照政治荫护关系而分配政府职位的现象非常普遍。政党组织由于需要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提供协调的工具，进而失去了大量在20世纪早期的权力，导致不同政府部门为了控制发展中的行政国家展开持久的竞争，结果是行政官僚机构发展的趋势受到了控制和引导。在同期大多数时间内，理查德·本赛尔（Richard Bensel）写了一系列著作考察美国工业化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的长期政治冲突问题，认为在19世纪后期，联邦政府的三个主要组成部门之间的劳工部门保卫了确保工业化获得成功的政策。

　　最近关于美国政治发展的代表作是斯科夫罗内特的《总统创造的政治》（The Politics Presidents Make）一书。斯科夫罗内特认为，总统政治特征从前现代总统到现代总统时代的变化更多地是一个循环过程而非一个直线发展过程。根据它们与政党联盟和设定政策既定秩序的关系，总统政治形态属于一系列类型中的一类：改造型总统（reconstructive），他们通过锻造新统治联盟和政策出发点重塑政治秩序；附属型总统（affiliated），他们努力防御和拓展政治承诺和义务；最后是断裂型总统（disjunctive），当政党联盟变得无法维持和旧有政策原则不能解决新问题的时候，他们维持现有崩溃中的政治秩序。同时，不同类型的总统风格反映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变迁，斯科夫罗内特特别重视从美国政治制度的整体变化中寻找总统领导风格变化的根源，将美国政治制度分为贵族制时期、党派时期、多元主义时期和大众化时期，在不同时期总体的权力资源和执政策略不同，决定了总统政治形态和基本模式存在较大差异。斯科夫罗内特的研究激励了一大批学者从事美国政治发展的研究，他们创办了《美国政治发展季刊》，形成了一个学术旨趣类似的学术社群，成为近年来美国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

　　政治比较研究：士兵、女性和劳工的福利政策

　　新制度主义对美国政治独特性的关注，激发了学者们对于比较政治的热情。哈佛大学巴林顿·摩尔在《民主和专制的历史起源》一书中所开创的历史学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框架吸引了查尔斯·蒂利和瑟达·斯科克波等人对现代国家起源和发展的研究。

　　斯科克波分析了美国福利国家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在《保护士兵和母亲》（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一书中，斯科克波拷问美国是否实际上经常在福利国家发展上落后于西欧国家。在19世纪时期，政治荫护导向的政党拓展了内战老兵的抚恤金项目，其规模超过了其他国家的当代社会福利计划。但是，这一政治荫护关系驱动了退伍军人抚恤的扩展，使得后来的改革者担心日益增加的社会抚恤将会使得腐败的政治体系无法管理。另外，斯科克波认为，与欧洲不同，美国执行的是一种保护母亲而非保护父亲的社会福利政策，在1920年代采取了对母亲实施创新性的社会扶助计划，并没有出现有助于强化政党分赃趋势的男性福利计划，因此美国并没有产生欧洲那样强大的福利国家。但是，美国“母亲福利国家”的机会作为一项妇女运动并没有维持统一性，也没有确保支持母亲需求的目标。对于后来的福利国家发展时期，爱德华·阿门塔（Edward Amenta）认为，新政在扩展社会扶助方面的进展也在部分程度上由于政治系统包含更大范围的弱民主地区、南方的隔离地带以及政党制度依然维持荫护主导和计划项目无法得以支持而被颠倒和放缓。

　　美国劳工发展广泛而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也吸引了新制度主义学者的注意力。一项研究将原因归结于美国法院反复采取的司法审核权压制了保护劳工的立法，这一效果逐渐消解了劳工联盟广泛的政治希望和野心。略有不同的是，卡伦·奥伦（Karen Orren）认为，劳工联盟受到法院关于劳工规则共同法实施的阻碍，有效地重新塑造了劳工合法地位和权力的美国式封建附属关系。其他学者认为，劳工政治潜力并不仅仅受到法院权力的冲击，而且受制于由封建主义和权力分化而导致普遍的权力碎片化的影响。

　　政治制度和政策行为：精细化研究

　　新制度主义对美国政治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政策网络、法团主义的法团结构以及利益集团差异性的研究上。芝加哥大学的约翰·M.汉森在1991年出版的《获取门路：国会和农业游说，1919—1981》考察了美国利益集团变化的制度根源，探讨了政治制度如何激发某种利益集团发生变动的原因。汉森认为，导致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出现的原因在于美国国会的制度结构，国会的任期制度使得议员寻求连任的动机、个体能力的有限性以及选举本身的不确定性，驱使他们寻求外部支持。国会议员为了获取关于选民意愿的信息不得不依靠西部农业利益集团，而西部农业利益集团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也不得不求助于游说国会议员，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对于美国的政党体系和压力集团体系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形成了一种相互竞争的格局。然而，20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消费者群体的兴起和消费问题的比较优势建立，议员们结盟的对象开始转向消费群体，农业集团逐渐走向了衰落。可见，某些利益集团的产生是由于社会经济变迁的出现，但决定能不能走上政治舞台取决于制度变化，利益集团的能量不像利益集团那样来自于自身的规模和组织能力，也来自于既定的制度结构为其提供的机会和限制。汉森的研究算是美国政治“精细化研究”的典范，被许多大学列为必读参考书。

　　斯温·斯坦默在1993年出版的《税收和民主》一书进一步分析制度并不是中立的，它使得政府偏袒于某些利益而损害另外一些利益，深深地影响着利益集团、政治家和官僚们建立政策偏好的方式。在此基础上，斯坦默认为制度一方面作为自变量影响政策偏向，另一方面作为因变量受制于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的影响，要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制度对决策的影响进行具体考察。在《税收与民主》一书中，斯坦默对20世纪英国、美国和瑞典的税收政策进行了阶段分析，特别是将工业化过程中的税收和民主建设结合起来分析，通过税收将工业化的发展成果转化为服务民主建设的动力，非常具有说服力和启迪价值。

　　对外政治研究：国际舞台和霸权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美国对外政治研究的贡献也是非常丰富的。美国得天独厚的环境对于美国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阿隆·L.弗雷德博格（Aaron L. Friedberg）、彼得·卡赞斯坦、约翰·埃肯伯瑞和罗伯特·基欧汉等，都是新制度主义对美国对外政治研究的代表人物。阿隆·L.弗雷德博格在对欧洲和美国的国家形成进行历史制度主义研究时发现，美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集权化的制度而在纵向上和横向上都实现了彻底的分权，关键在于美国建国之初独特的地理位置，没有面临早期欧洲国家那样严峻的安全压力，即使面临冷战压力的情况下也没有产生苏联那样的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

　　卡赞斯坦在1978年出版的《权力与丰裕：发达工业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对石油危机爆发之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差异进行了研究，发现面对石油危机，美国和英国基本保持了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日本则完全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则存在于两者之间。卡赞斯坦的研究表明，之所以存在上述差异，关键是不同国家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差异，而政策目标的差异来自于国际地位的差异，来自于国内社会条件的差异。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目标都是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的统治者联盟根据国内外情况决定的，这些统治者如何通过各国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政府制度、银行和行业协会乃至于大公司的活动实现利益表达是各国政策目标确立的关键。相比之下，美国的公司规模和异质化程度都比较大，国家权力分散化程度较高，国家与社会联系紧密，使得美国在制定政策时更多考虑国际舞台，通过与他国的谈判和新国际制度的建立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自由主义倾向较为强劲。卡赞斯坦提供了通过国内制度结构分析对外经济政策的视角，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对美国对外政治从新制度主义视角作出最为经典分析的当属罗伯特·基欧汉，他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奠定了他作为国际制度理论权威的地位。基欧汉追问霸权后合作是否以及如何可能的命题，认为霸权后合作是可能的，也是必要和可行的。基欧汉引入了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的概念，由于国际机制具有汇集各国行为预期、提供信息沟通渠道、降低交易成本、赋予行动政策合法性和塑造行为体偏好等功能，霸权国家可以通过承担并领导国际机制的建设实现霸权后合作，基欧汉建议美国政府积极参与旧制度的修补和新制度的建设，以确保美国的国际影响。基欧汉的研究将新制度主义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延伸到国际社会，试图拓展美国政治在更大范围内的展开，它开启了美国政治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总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对行为主义提出巨大挑战的理论，是一种比理性选择理论更加具有扩散性的运动。不过，历史制度主义覆盖众多领域共同的主题使其作为一个普遍的方法路径较少强调构建抽象的和普遍的政治学理论，其重点明显落在发现政治体系的特定特征的解释上，特别是那些看起来对美国政治十分重要的主题。新制度主义对于美国政治研究作出了若干重大贡献，比如强调制度的稳定性和变迁规律，强调时间点、先后次序、反馈和互动机制，细致图绘行为体是如何适应制度设置环境而变化的，关注当一个因素的历时性变化后引发的后果，这些对于加深对美国政治逻辑的理解是十分有帮助的。当然，这一学派的研究所缺乏的是没有关注规范、叙事、认同和意识形态因素，这一任务交给了观念学派。

　　（作者：赵可金　单位：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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