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辨别种种“知识”的姓“西”姓“中”或者“外来”与“本土”之前，更重要是考察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将独立人格、自由意志与人的主体性作为自觉的追求。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世界”的知识框架是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中搭建起来的。“世界”被假定为一个合理的知识系统的表征，而“我们”中国固有的阐释方式是充满谬误的，不合理的。新时期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是以对“世界”知识的不断充实和完善为自己的基本依托的，这样的一个学术过程，在总体上可以说是“走向世界”的过程。

　　

　　西方文论引导了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主潮

　　“走向世界”凸显了刚刚结束十年动乱的中国急欲融入世界，追赶西方“先进”潮流的渴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乃至中国学术界“走向世界”呼吁的背后，是整个中国社会对冲出自我封闭、迈进当代世界文明的诉求。在全中国“走向世界”的合奏声中，走向“世界文学”成了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推动力”。由此，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努力以中国之外“世界”的理论视野与方法为基础，以国外引进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为起点，经过1984年的反思、1985年的“方法论年”，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得到了最广泛的介绍和运用，最终从根本上引导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潮。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也是以中国之外的“世界”文学的情形为参照对象的，比较文学成为理所当然的最主要的研究方式，该研究领域汇集了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实力强大的学者，中国学术界在此贡献出了自己最重要的成果。新时期中国学人首先是在外国文学研究界重提“比较文学”，然而却是在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介入之后，或者说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将它作为一种“方法”加以引入之后，才得到长足的发展。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设立了以“世界”文学现有发展状态为自己未来目标的潜在意向，并由此建立着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一书不仅囊括了当时刚刚涌现、后来成为本学科主力的大多数学者、集中展示了那一时期的主力学者面对“走向世界”这一时代主题的精彩发言，而且还以45000余字的“导论”充分提炼和阐发了“走向世界文学”的历史与现实根据。更年轻一代的学人对马克思、歌德“世界文学”著名预言的接受，对于“走向世界”这一诉求的认同都与曾小逸的这篇“导论”大有关系。一时间，仅仅局限于中国本身讨论问题已经变成了保守封闭的象征，而只有跨出中国，融入“世界”、追逐“世界”前进的步伐，我们才可能有新的未来。

　　1990年之后，我们重新质疑了这样将“中国”自绝于“世界”之外的思想方式，更质疑了以“西方”为“世界”，并且迷信“世界”永远“进化”的观念。然而，无论后来的质疑具有多少的合理性，都不得不承认，一个或许充满认知谬误的“世界”概念与知识，恰恰最大限度地打破了闭锁的思维，让我们在一个全新的架构中来理解自身的生存环境与生命遭遇。这就如同100多年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重启“世界”的概念，第一次获得新的“世界”的知识那样。随着中国留学生陆续释译的《世界地理》、《世界地理志》等著作的广泛传播，“世界”成为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基本语汇。“世界”一词回传中国成为近现代中国基本语汇的过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认知现实的基本框架——地理空间观念发生巨大改变的过程：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以中国为中心。正是中国中心的破灭，才诞生了一个更完整的“世界”空间的概念，才有了引进“非中国”的“世界”知识的必要，尽管“中国”与“世界”在概念与知识上被作了如此不尽合理的“分裂”，但“分裂”的结果却是对盲目的自大的终结，是对我们认识能力的极大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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