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奎元院长,各位专家、学者:
很高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创刊30周年暨《中国社会科学报》创刊1周年座谈会。借此机会,我要向为繁荣我们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欣逢这样一个社会科学的盛会,作为民盟的成员,我很自然地联想到民盟的前主席费孝通先生,因为费老不仅是饮誉海内外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还是《中国社会科学》的老作者。
早在1980年,费老就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了《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一文,对当时有待研究的民族识别问题提出了真知灼见。在其后20多年的学术活动中,费老在这个权威性的学术期刊上陆续发表了《重访云南三村》、《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等重要学术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内地工业发展对农村的影响课题。他明确提出:要使整个中国富强起来,必须走城乡一体化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应该将社会发展研究从生态秩序层次提高到心态秩序层次。他还提出,学者们应该立足于21世纪,加强“文化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呢?我以为,费老在1997年《人文价值再思考》一文中,以接近定义的语言阐述:“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也就是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费老说,21世纪我国将有重大发展,“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一种时代的要求”。
现在,置身21世纪的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费老这些发表在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乃至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文章,至今仍然发人深省。费老提出的课题,正是当下我们所要必须面对并在实践中着力解决的课题,这不禁让我们对他目光的睿智和思想的深邃肃然起敬。
应该说,在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指导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方面,费老独具慧眼,并为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力,从费老的文章,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社会科学对中华民族发展和进步的极端重要性。
我曾经对《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记者说过:“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价值观形成的土壤和基石。”从这样一个高度看,作为代表国家级学术水准和形象的品牌,《中国社会科学》与《中国社会科学报》承载着引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前进方向的历史责任,使命光荣,任重道远。
3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科学》伴随着改革开放、国家进步的节拍一路走来,成为展示哲学社会科学日益繁荣的一个窗口。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五四”那一辈,费老那一代哲人、先贤大都逝去了,在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正在成为社会科学的中坚力量。为因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立足国际与国内的大局,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报》,我认为这是新世纪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适应新形势、迈上新台阶、获得发展和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
目前,我国的发展还面临许多前人不曾遇到的复杂矛盾和问题,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和回答,打造与世界经济大国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我们还有相当长的奋斗历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服务社会的担当,要不断解放思想,打破思维定式束缚,体现出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多元和包容的胸怀,要承认知识分子认真做人、做学问的风骨,还要有超越前人的视野、智慧和勇气,让哲学社会科学成为我们民族不断提升自我、不断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因为我们国家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来自外部世界的猜疑或误解,中国学者必须站在当今社会科学的前沿,以实证主义的态度,善于运用国际上通行的容易理解的语言和词汇,充分说明中国的立场和真实情况,提高我们的国际话语权,这既是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考验,同时也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我很喜欢《中国社会科学报》,我认为这个报纸品位高、视野新、学术讨论的氛围浓厚,尤其是少套话,少空话,我从中学习许多新的知识、了解许多新的思潮、接受许多新的信息。我曾经说过,《中国社会科学报》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能把一大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尖端人才凝聚起来,针对一些国内外关注的重大问题,及时发出中国学者的权威声音。”相信你们会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引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走向未来,向世界展示一个和平崛起且与国际社会和谐共生的的大国形象。
祝《中国社会科学》与《中国社会科学报》越办越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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