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全面侵华，面对蒋介石不抵抗外侮的状况，全国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而政府的镇压则愈烈。邵裴子校长不愿贯彻法西斯教育，便辞职回家，以卖字画为生。1933年的继任校长不学无术，以镇压抗日学潮为能事。常调军警到校搜捕，动辄开除学生，教师纷纷离校。学生发表宣言驱逐此校长，喊出“要学者，不要党棍！”表达了浙江大学正派师生的心声。此时，本省绍兴籍著名学者竺可桢进入了各界人士的视野。

　　竺可桢，自幼接受私塾教育，对文史哲研究有深厚功底；后考取庚款公费留美，1913年得伊利诺大学农学学士，当年入哈佛大学，专攻气象学，1918年获博士学位，不但学业有成，对西方国家的大学教育也有亲历感受。回国后，他曾在武汉大学、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任教，对国内的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实践经验。1928年后，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

　　竺可桢学识博洽，研究领域涉及天文、气象、气候、农业、地理（地震、地磁），成果丰硕，事业正处于蒸蒸日上之势。他愿潜心学问，不愿做受制于人的大学校长。所以他推辞再三，为此曾五次找中央研究院院长、教育家蔡元培，请蔡举荐他人。但浙大师生、校友、当时浙大的临时负责人、教务长直至政界中的学者、国民党中浙籍高层人物等，都认为竺氏任浙大校长是最理想人选。学者校长，众望所归。最后蒋介石面晤委任，竺可桢提出“财源充足；用人有自主权，不受政党干涉；任期半年”为条件，走马上任。

　　竺可桢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融汇文理。他的办学思想综合了中国历史悠久的书院制教育，美国哈佛大学等近代西方教育和蔡元培等当代中国教育经验，以本国文化基础和时代使命为出发点，吸收西方文化精华，适应世界发展潮流。

　　任职伊始，竺可桢遍访学者、贤达，诚聘专家。他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教授以研究高深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大学就会养成好的学风，会不断培植出博学敦行的学者。

　　竺可桢要求学生尊敬教师，接受教师指导，承传教师学问。但他又以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轨迹，说明已有的知识不是金科玉律，不是一成不变的。指出大学教育的重点不在于传授现成知识，重在获得知识的方法，重在思维能力的训练、养成缜密深沉的思考习惯，以科学的态度、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研究事物，研究高深学问。他强调学习须深切的自觉和实际的努力，要高标准要求自己，做到《礼记·中庸》中所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竺可桢非常重视学生的道德修养，他认为教育学生应该道德和学业并重，并且两者应紧密结合。他指出：中华历史上曾经文化灿烂、学术辉煌，后遭列强入侵，但“一国的强弱、盛衰不是偶然的，有积久的、自取的原因”。“有知识有血气的青年须发奋图强，精研科学。”尤其重要的是养成组织、系统、团结、互助的精神，群策群力，才能使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竺可桢崇尚儒家的传统道德：“见义勇为”、“苦心志、劳筋骨”、“鞠躬尽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他说：“人生应以服务为目的，不能以享乐为目的。”

　　基于浙大前身是1897年成立的求是书院，竺可桢决定以“求是”为浙江大学的校训。提倡实事求是，研究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认识事物的本质，按实际情况办事；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百折不挠；以理智为依归，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专心致志，不怕牺牲，为探求真理而奋斗。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北京大学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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