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中国研究肇始于“耶稣会士汉学”，迄今已有400年的历史。400年来，这种研究尽管因时因地而异，步趋并不一致，但由此累积起来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和文章，单是数量就已十分惊人。据袁同礼编纂、1958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文汉学书目》统计，仅1921年至1957年英、法、德文（另有一些研究澳门的葡萄牙文）有关中国的研究文献即多达1.8万多种（不含论文）。从1957年到现在，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西方世界关于中国的研究文献无疑更仆难数。如此浩瀚的西方中国研究文献，共同汇成了一部引之弥长的西方汉学史或中国学史。

　　回望这部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中心在欧洲，更确切地说是在法国。之后，中心则转移到了美国。西方世界中国研究中心的位移，不仅意味着世界汉学空间格局的重组和裂变，更标志着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

　　从法国汉学到美国中国学

　　法国汉学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欧美中国研究的中心，在早期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描述中，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传教士的贡献远比法国重要得多。但是，这个局面很快就被改变和超越了。1814年，法兰西学院率先设立汉学教授席位，法国汉学迅速职业化和学院化。

　　确实，无论对法国，还是对欧洲的汉学而言，汉学教授席位的设置，都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此后，法国的东方语言学院、荷兰的莱顿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俄罗斯的彼得堡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等著名学府相继设立了汉学教授席位。此外，意大利、瑞典、美国等国家的许多大学也正式设立了汉语课程和汉学教授席位。汉学由此进入“近代学院式研究”阶段。

　　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法国汉学虽然也经历过一些挫折甚至停顿，但始终处于欧洲汉学的领先位置。法国汉学家以学院为基地，建立了严格的学术传承和绵密的学术谱系，涌现出一批博大精深的堪称大师的汉学权威，代表人物有雷慕沙、巴赞、沙畹、马伯乐、伯希和、葛兰言等。他们的学识和努力不仅构成了法国汉学的内在景深，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欧美汉学的发展。

　　然而，法国汉学的这种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三位法国汉学大师葛兰言、马伯乐和伯希和的相继去世迅速衰退。而大西洋彼岸的新大陆却乘势而起，成为继法国之后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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