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甲子的岁月里，农村妇女劳动就业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在计划经济时代，除了生存需要外，参加集体的生产劳动还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在改革开放后的全球化大潮中，乡村妇女就业的政治性渐趋弱化，经济功能不断凸显。“男工女耕”逐渐演变为乡村性别劳动分工的主要格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长期凝固化的男耕主导模式。

　　伴随青壮年男性大规模就地转移或外出打工，乡村农耕主体的女性化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较之男性，更多已婚妇女滞留乡野守望农田。在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城乡二元体制之下，不公平的制度歧视与性别歧视互为交织，加之全球化的推波助澜，占农村人口半数的妇女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劣势已无可规避地摆到了世人面前。

　　妇女劳动政治的裂变

　　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将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当做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一个主要标志。秉承了延安时期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城乡妇女的经济参与就被提升到了政治高度。动员妇女参加社会生产进而推进妇女解放，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奋斗目标之一。对于长期难以摆脱“生在锅前死在锅后”命运的乡村妇女来说，走出家庭小天地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不啻于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谈起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那段日子，陕西关中一个备尝生活艰辛的老年女性在不久前进行的访谈中还向笔者提道：“解放前妇女不用到家外劳动，妇女解放了就是要到田里去干活。那时的生活真的很可怜，但大家一起干活心里还是乐呵的。”

　　在长达几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集体经济时代，绝大多数乡村妇女都被动员起来投身于集体劳动的行列。曾几何时，“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等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在一波又一波接连不断的政治经济运动中，妇女们常常被这些抽象的话语所激发，为集体的农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巨大的代价。在那个“火红”的岁月里，多少“铁姑娘”和“红嫂子”不假思索地为国家和集体利益而奋不顾身。诚然，那时国家和集体或多或少为妇女提供了一些保护和关照；而官方意识形态则起到了巩固乡村妇女“半边天”地位的重要作用。

　　许多农村中老年妇女至今仍对集体化时期的劳作有着铭心刻骨的记忆。在那个年代，男性精英主宰了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经济生活。大队妇女主任主要负责妇女工作，而生产队“女队长”充其量只不过是领着女社员干活。两性之间劳动分工的界限较为明确，妇女很少有机会涉入管理类和技术性的农业生产实践。到了集体化末期，当人们越干越穷甚至生计难保时，劳动积极性被挫伤的女社员中出工不出力的消极政治抵抗也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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