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生物，从筑巢的蜜蜂到建筑的工程师，都必须不断决策下一步的行动。决策是对行为的选择——选择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在生物的进化过程中，决策无休无止、无所不在地进行着。

　　随着现代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技术的广泛应用，1990年代后期至2000年代早期，在行为决策、行为经济学和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交互推动下，诞生了一门新的学科——神经经济学。神经经济学综合运用神经科学、心理学、经济学的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来研究人类决策行为的神经基础。

　　行为决策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20世纪以来行为决策领域对人类决策行为的研究，为神经经济学的诞生奠定了基本理论基础。

　　现代决策理论由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创立。早期经济学和行为决策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以期望法则为核心，探讨“理性”的决策人“应该如何作决策”，其基本假设认为人是无限理性的。如经典的期望价值理论认为，一个风险选项的总价值或总效用是通过用每一可能结果的概率（probability，p）函数权衡该可能结果（possible outcome，x）函数后，得到的乘积之和（Kahneman & Tversky, 1984），即Σf（p）g（x）。但后续的大量实证性研究却表明，人们其实经常违背规范性决策模型的系列公理（如独立性、不变性、可传递性公理），如St. Petersburg悖论和Allais悖论等。因此，通过对客观风险结果或者对结果的客观概率作适当地主观转化，几十年来决策领域涌现出了许多理性期望模型，如期望效用理论、主观期望效用理论以及Kahneman提出的预期理论，以期证明期望法则的合理性。

　　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Herbert Simon则突破这一基本假设，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认为决策者受计算能力等的限制，不是无限理性的。其后，决策文献逐渐出现了侧重解释和预测决策者实际决策行为的各种描述性决策模型。近20年来，一些研究者在有限理性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启发式方法的预测准确性能够达到甚至高于复杂策略（需要计算权重和乘积之和，如预期理论），因此建立了其他更为简洁的决策理论，如占优启发式模型、齐当别抉择模型等。

　　除了风险决策研究，“无限理性”假设也受到了社会决策研究的挑战。社会决策关心的是当群体中的个体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个体决策的互动，或者群体决策表现受到个体影响的大小。研究表明，在社会决策中，人并不是无限自私的，并不完全符合简单的最大化原则，而是会体现出“公平”、“信任”、“合作”、“利他”等社会特质。例如，在最后通牒博弈中，两个实验参与者分配一笔固定数目的钱。在标准的无限理性假设下，提议者只需给出最小单位的钱，而回应者对提议者的方案均应接受。但大量实验结果表明，提议者一般提议在40%—60%之间分成，而少于20%的提议通常会被拒绝。因此，人的社会决策并不是无限自私的，而是基于博弈双方对“公平”的共识。

　　进入21世纪以来，很多研究者提出了人类决策与判断的双系统模型，这一理论为上述的“无限理性”与“有限理性”之争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答。该理论认为，人类的决策与判断包含两个系统：基于直觉的启发式系统和基于理性的分析系统（Evans， 2003； Stanovich & West， 2000）。当启发式系统与分析系统发生竞争时，启发式系统会获胜，从而控制了行为结果，这正是很多非理性偏差发生的根源。

......（作者：梁竹苑　周媛　饶俪琳　李纾　单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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