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基因技术风险等公共科技政策的争论中，“科学证据”及其所依据的“科学事实”往往是科技评价和相关决策中首要乃至最终的“论据”。但这样的论证，存在语境偷换，即未对科学语境与公共科技政策语境加以区分，而其背后的观念是，科学事实被赋予无条件的、绝对化的客观性。然而，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论的研究表明，在科学与公共政策两个不同语境中，科学事实的内涵具有很大的差异，应对此进行深入辨析。

　　首先，科学本质上是一种人类探究活动，其旨趣在于寻求有意义的科学事实。恰如当代科学哲学家基切尔所言，科学追求有意义的真理。由此引申出的问题是何谓意义。时代、文化和社会条件不同，科学家们所赋予其探究的意义不同。牛顿认为自己对自然秩序的发现是为了呈现上帝的力量；中国古代的天文之所以发达，旨在观天象以察人事。这些不同的意义决定了科学家对关注什么和忽略什么、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有所选择。一旦超出科学的实践语境和历史条件，就需要对科学事实的意义重新解读。

　　其次，当代科学日益发展为一种知行互构的技术化科学，科学事实多为对有条件的效用和功能的描述。赋予科学事实以无条件的客观性，甚至将其等同为真理，是一种表征主义的知识观和科学观，不能反映科学实践的真实过程。不论是古希腊哲学对“是”或“存在”的本体思辨，还是逻辑经验主义对经验观察的聚焦，都试图简单化地在非真即假的意义上寻求世界的真实表象（表征），并且将求真的方法简化为认识主体非介入性的“看”或“观察”。事实上，人类既不可能通过看和思辨构建反映万物“是其所是”的知识大全；也不能忽视简单经验与基于科学仪器和工具技术中介的经验的差异。自培根倡导知识的力量以来，科学不再抽象地寻求其理论知识体系，而是建立在可操作的测量工具与控制手段之上，由此所获得的各种科学事实，不仅仅是关于世界是什么的假说，还为我们可以对世界做些什么指出了尝试的方向。在这种意义上，当代科学应被视为一种有效的知识行动体系或技术化科学，对科学事实的表述，则是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干预和控制，尝试性地推定“在某一条件下，A与什么有关系？在某一关系中，A具有什么效用和功能？”

　　......（作者：段伟文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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