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中国灾荒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30年代，40—70年代基本停滞，80年代以后日益增多，并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最早的西文研究是马罗利（Walter Mallory）的《饥荒的中国》（1926）。20世纪上半叶，中国频繁遭灾，马罗利以华洋义赈会秘书的身份，考察了这些灾害的政治、经济、自然和社会根源。国内最早的研究是邓拓的《中国救荒史》（1937）。马罗利和邓拓都注重灾害的成因。此后数十年，战争和革命比饥荒更吸引学者们的注意。1980年代初，灾害重新成为中国和西方的重要研究课题。从那时起，西方的中国灾荒史研究较少关注灾害成因，而更关注饥荒与中国政府的功能、世界历史中的清代救灾活动、文化和宗教对饥荒的反应三个问题。

　　饥荒与政府赈济

　　西方的中国灾荒史研究取得较大发展，始于1980年代初的几部重要著作，它们都把救灾作为晚清帝国的一项主要工作和成就。第一部著作是法国学者魏丕信的《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该书1980年在法国出版，1990年译为英文。魏丕信运用丰富的资料，考察了18世纪的清政府在防灾和救灾方面的独到经验。他发现，政治强大和经济繁荣的大清政权维持了庞大的谷物储备来应对饥荒，同时把向灾区运输、发放粮食与其他救灾措施（如蠲免赋税、发放赈银、允许人们迁移等）结合起来。魏的著作鼓励学者们关注传统中国政府的成功而非薄弱之处。在他的影响下，王国斌和彼得·珀杜就官僚制度与灾荒合作撰写了长篇评论，发表在1983年的《哈佛亚洲研究》上，该文通过比较直隶与甘肃、江南两地的救灾活动，拓宽了魏的研究范围。

　　中国灾荒史研究也极大地得益于1980年8月在哈佛大学成立的“中国历史上的食品与饥荒工作室”。这个工作室是索斯摩学院李明珠教授组织的，同时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的赞助，它把第一代西方的中国学者联合起来关注灾荒，并促成了1982年8月《亚洲研究》（JAS）上的一次名为“食品、饥荒和中国”的讨论。这次讨论包括李明珠的介绍文章、李中清关于1250—1850年中国西南地区食品供应和人口增长的论文、彼得·珀杜的论文《官员目的和地方利益：明清时期洞庭湖地区的水控制》、王国斌对清代粮食骚乱的研究和一位研究印度灾荒的学者保罗·格里诺的《南亚视角下的评论》。与魏丕信一样，这次讨论关注的也是政治经济学、治国才能、人口统计学方面的问题，这一倾向主导了1980、1990年代西方的中国灾荒史研究。具体而言，他们都考察了政府政策和人类行为对“自然灾害”的影响及其局限性，提出了在食品—饥荒史上与更大的人口统计和生态力量相比，政治权力具有相对重要性的问题，并考察了清政府防灾、减灾能力的不断变化。

　　在1980年成立的工作室中，五位参与者——魏丕信、王国斌、李中清、彼得·珀杜、戴慕珍同意更深入地共同研究该室提出的很多问题。他们共同努力的成果是1991年出版的《养民：1650—1850年中国的仓储制度》一书。这本论文集主要由魏丕信和王国斌撰写，对清朝各省仓储制度的发展、基本结构、内部运作、成就及最终的衰落进行了丰富的制度史研究，并对清朝仓储在晚清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重要的评价。此外，澳籍历史学家邓海伦在1996年出版的《聚讼纷纭的经国论议》中，对清政府的粮食贸易和大众生计的政策进行了研究。通过翻译和分析一系列重要的盛清文选，邓海伦认为，在国家因为抗灾而干预粮食贸易这个问题上，18世纪的官员有很大的分歧。

......（作者：艾志端　译者：杜涛　作者单位：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译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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