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都在探讨中国电影的价值观问题，实际上这是知识人形象塑造的一个机会。对于知识人的塑造，除了要联系现实外，还应该让知识人重返公共性，这样才能帮助观众相信这个世界的理性可能，并且找到相应的文化认同。

　　许纪霖教授说，“回过头来讨论知识分子的定义，我们应该是知道，任何一种定义都只是功能性的，而不可能是实质性的。”本文把谈论对象确定为“知识人”，希望能减弱“知识分子”过强的功能性，避免这个概念在近年来引发的种种异议。

　　在知识人的各种关系中，两性关系始终是被艺术作品表现的重要方面。不仅因为这种关系类型体现了知识人本身的诸多特质，还因为在两个人的世界里，知识人与另一半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知识人与群众之间关系的隐喻，正如许子东所言，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差距以及对文化差距的消除”带有传统的启蒙意味。

　　启蒙是否可能：被毁灭的知识人个体

　　陈凯歌在其执导的电影处女作《黄土地》中所探讨的一个深层次主题实际上便是“启蒙是否可能”，男性知识人对女性进行了启蒙，但是他却无力承担启蒙之后的后果，最终被毁灭。在这部影片里，通过对顾青和翠巧之间关系的表现，陈凯歌实际上提出的是启蒙过程中的常见命题，那就是启蒙是否适合所有人、个体该如何承受其中蕴涵的强大破坏性力量。在李少红执导的影片《血色清晨》中，男性知识人与被启蒙的女性一起被毁灭，其结局比被启蒙者更加惨烈。跟顾青启蒙的方式有所不同，李明光没有任何说教的企图，他的启蒙与革命无关，而是带有一种个人性，来自于他在感受和表达时传达出的细腻情感和知性魅力。但这种非有意的启蒙也因其个人性而显得十分脆弱，以至于他自己都无法承担。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里也有一些女性的经历带有某些被启蒙的意味，但是往往并非来自于男性知识人。例如，在女导演张暖忻执导的《青春祭》中，女知青李纯的女性意识觉醒是受到政治性和文明性都很“落后”的少数民族群众的触发，源于那些古老率真的情感模式的强大冲击，就像她自己后来感慨的那样，“不管怎么样，我在这儿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与李纯相比，跟她一同下乡的男性任佳属于当时比较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青年，但是始终想要离开傣寨的他却没有得偿所愿——最后因为一场事故永远地留在了傣寨。这部影片中的男性知识人不仅没有对女性形成启蒙，自己也只能停留在女性的记忆之中和历史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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