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奥尔”（Creole）最初是指在殖民地土地上出生并成长的具有欧洲血统的人（如具有欧洲血统的所有西印度群岛人），后用来指以上地区的本族人，再后来指他们使用的语言。今天，该词也被认为是一个文化人类学的术语，主要指两个完全不同种族的人通婚后生出的后裔，他们既具有这两个种族的生理特性，又表现出与它们区别开来的新的生物特征。“克里奥尔化”是由“克里奥尔”派生出来的一个术语，在语言学中比较常见，主要指两种已存在的不同语言在同一地区碰撞的环境中，讲弱势语者去学习强势语时本土语言系统发生的变化。

　　与“克里奥尔化”相类似的一种提法是“洋泾浜化”。一般认为，“洋泾浜英语”最初是在上海从“Business English”一词发展而来。19世纪，上海成了另一个外贸中心，“洋泾浜英语”在那里流行。洋泾浜是上海的一个地名，“洋泾浜英语”也因该使用地而得名。如今，人们把受西式语言影响的现代中文称为“洋泾浜化的汉语”。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法律语言有着“克里奥尔化”或“洋泾浜化”的倾向，这大概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释。

　　一方面，如同普通法（英美普通法的语言主要由英文、拉丁文和法文组成）一样，中国法也由多元化的法律语言组成。换言之，中国法学的语言环境是一个外来语世界，外来语构成了中国法学的主要常用术语。如方流芳所言，在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里，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德文、拉丁文和英文的外来语混合在一起，诸如“无权处分”、“同时履行抗辩”、“不安抗辩”、“代位权”、“撤销权”等等。

　　除德文、拉丁文和英文等外来语外，中文法律术语中也有不少译自法文、俄文和日文。方流芳教授曾指出，19世纪末期，大清是按照刚刚翻译成中文的日本法律起草本国法律的；在国民政府期间，欧洲大陆国家法律的中文译本主导了法律的创制；在1949—1980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学借鉴了许多苏俄法学的内容。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大量英文法律、法学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中国法律又出现了许多来自英文的外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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