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思里安大学向来以重视通识教育、鼓励革新精神与自由校风深受美国家长和学生的欢迎。现任校长迈克尔·罗斯先生更是在秉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学校在全球的影响力，迄今已取得显著成效。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代表团在访美期间有机会与罗斯先生做了面对面的交流。此后，本报记者就罗斯先生的研究工作及维思里安大学的发展对他进行了深入采访。

　　迈克尔·罗斯（Michael S. Roth），历史学家、馆长、作家，普林斯顿大学史学博士，美国康涅狄格州维思里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校长（自2007年7月1日起任）。罗斯1975年就读维思里安大学，本科期间设计了“心理学理论史”这一专业，3年后以杰出表现获得学位，并获得荣誉奖。罗斯在学术领域成果颇丰，撰写多部专著和论文，经常在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发表文章，同时担任一系列学术期刊与学术著作的主编或编者。罗斯十分注重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这一理念，并身体力行，通过举办展览等方式，努力将专业知识大众化。

　　1983年起，罗斯在斯克里普斯学院（Scripps College）执教，1989年被聘为该校Hartley Burr Alexander人文学教授。其间，他还创办了该校的人文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当时罗斯也同时担任克莱蒙研究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欧洲研究室主任，并创办了文化学研究方向博士项目。2000年至2007年，他担任加州艺术学院（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校长。

　　推动通识教育 促进课程创新

　　记者：自1831年维思里安大学成立以来，它就一直以课程创新著称。例如，您在本科期间创立的心理学理论史。请问当时是什么鼓励着您在本科阶段就有如此优秀的表现？

　　迈克尔·罗斯（以下简称“罗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维思里安大学在推动通识教育、促进课程创新方面一直走在大学队伍的前列，并新设了文史哲（文学院）和经史哲（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涌现了很多创新性课题。其间，维思里安成立了高级研究中心，即后来的人文中心。最近，它们都迎来了50周年庆典。

　　政治上的活跃是我们大学的另一个传统，这既与20世纪60年代民权斗争的需要有关，同时也得益于学校在历史理论方面深厚的学理力量。

　　20世纪70年代，维思里安的革新精神与自由风气依然十分兴盛。当时我还是名本科生，既对心理学感兴趣，也十分喜欢历史学和哲学。幸运的是，我不需要被迫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相反，老师们鼓励我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努力把这些不同学科的背景结合起来，最后还为此开设了一个面向本科生的新专业——心理学理论史。我的毕业论文《弗洛伊德与革命》（Freud and Revolution）也是由此而发展出来的。

　　Louis Mink、Hayden White和Richard Vann是《史学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的领导人，这本在维思里安有很多年历史的学术刊物在史学界很有影响力，我十分有幸能成为他们的学生。此外，我还师从Victor Gourevitch学习政治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师从Henry Abelove学习思想史，Abelove先生是同性恋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作为一名本科生，我甚至十分有幸与卡尔·休斯克（Carl E. Schorske）合作（他是一名伟大的历史学家，是《世纪末的维也纳》（fin-de-siècle Vienna）的作者），后来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时，他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

　　自由探索：维思里安大学赠予我的厚礼

　　记者：您本科阶段的毕业论文《弗洛伊德与革命》成为您首部发表的专著，也是您后来在国会图书馆举办展览的基础。本科阶段，您在哪些方面受益最多，这些对您今后的事业发展又有何推动作用？

　　罗斯：对我个人而言，能在维思里安大学上本科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也是一段很好的学术经历。这所大学在通识教育的层面不断开拓创新，学者们水平很高，他们的言传身教激发着我对于研究的兴趣，并鼓励着我不断前进。在毕业论文中，我尝试着从史学理论的不同侧面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关键概念进行了解读。我认为，如果把精神分析作为一门史学理论来学习，将之作为一个从史学记忆中找到实际含义的理论，那么它会成为理解基本的个人与社会冲突的有效方法。

　　我的论文评审老师Richard Vann提议我把论文出版成书，书名是《作为历史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之否定与自由》（Psycho-Analysis as History: Negation and Freedom in Freud）。这本书提出了很多问题，也是过去30多年我一直在研究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在国会图书馆的赞助下，我举办了一个以“弗洛伊德：冲突与文化”为主题的展览。此后，我开始在洛杉矶盖提研究中心（Getty Research Institute）开展讲座，把自己的学术性的先占观念（preoccupation）转换成通俗易懂的大众形式。我已经写了很多关于法国黑格尔哲学和后现代理论方面的东西。虽然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但是我兴趣甚浓。

　　我的第二部专著是《认知与历史：20世纪法国对黑格尔的解读》（Knowing and History: Appropriations of Hegel in 20th Century France）。这本书的发表也应归功于我的另一位教授Victor Gourevitch。在维思里安大学，我跟随Gourevitch先生学习黑格尔，他对我的启蒙和引导使我受益终身。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追溯我过去的学术道路，展望今后学术的发展，我深切地体会到，维思里安的本科教育对我的发展至关重要，那里的学者为我开启了进一步探索学术的大门。而且，他们教会我不仅要学习，更应学会超越，超越我所专注的某一主题，把眼界与思维放得更宽，成为自己学术探索过程中的主人。在这里，我学会了找最适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式，它给我带来深深的愉悦、享受与满足感。此外，就个人而言，这些促使我不断探索的问题也将我自己与他人以及其他公众问题连接在一起。

　　总之，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探索的学术问题以及我对学术的认知和方法论等，都是在维思里安的环境中孕育的，虽然那时我还只是一名本科生。维思里安大学教育赋予我们的是自由精神，去探索生活，并从中发现我们所热爱的事物的自由精神。这是我30年前作为维思里安本科生收到的礼物，现在的学生依然在亲身体验着这种自由。

　　现在，很多对心理学与历史学感兴趣的人也尝试通过进化生物学来连接这两个学科，但是这通常是一种目的论的论证或者历史的辉格解释（即参照现在来解释过去），更严重的是，它断开了愿望与意图之间的联系。还有一种方法，从目的论的视角对历史学与心理学进行去政治化解读，这可以说是一种对历史问题的现代解读。我所感兴趣的，是自我意识与冲突是如何在个人与群体的层面进行的，而且这在本质上是政治的。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觉得自己至今也只是停留在表面，还没有深入进去。

　　建构记忆 与过去共存

　　记者：您一再强调，您的学术兴趣是以“人们如何理解过去的”为中心。请问您个人是如何看待“人们如何理解过去”的？

　　罗斯：在我最开始研究的几个项目中，我侧重于关注弗洛伊德和黑格尔这两位重要的理论家。正是他们创造的理论告诉我们如何从过去得出结论。通过对法国黑格尔哲学的学习，我认为，战后阶段的建构主义以及此后的后现代建构主义抛弃了从历史中探寻（或者建构）课题的内在含义与方向，取而代之的是用分析的方法去探求事物的相互联系和作用。这些学者不再追问“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开始探寻“这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这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断裂。

　　我试图将这种断裂放置于一个历史性的框架内，然后我再问“这是什么意思？”在19世纪的法国（以及其他地区），我们如何构建有意义的记忆的概念？我开始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这个阶段是大家十分感兴趣的历史时期，学者与作家是如何解读这一历史阶段的？对某些事物充足的记忆意味着什么？我完成一系列主题为“记忆混乱”（memory disorder）的研究成果，是因为这段历史被物理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给概念化了。在着手研究这一阶段历史时，我也开始关注创伤和创伤理论。我的专著《讽刺者桎梏：记忆、创伤和历史的建构》（The Ironist’s Cage:Memory, Traum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和《势不可挡的衰朽》（Irresistible Decay: Ruins Reclaimed）以及我与Charles Salas合编的《烦扰依旧：记忆、历史与20世纪的危机》（Disturbing Remains: Memory, History and Crisis in the 20th Century），也都是为了对此做进一步研究而得出的探索性成果。

　　目前，就这个课题而言，我现在做的工作还没有做深入研究，只是将同一系列的论文汇总起来，姑且将题目定为《与过去共存》（Living with the Past）。

　　记者：您在维思里安大学人文中心成立50周年上的讲话中指出不应过分强调“批判性思维”。请问您如何看待创造性与批判性思维之间的关系？

　　罗斯：在过去几十年，美国一直十分迷恋“批判性思维”，这一点无可厚非。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分析工具。通过批判性思维，我们可以对信息与论据做进一步甄别，从而可以更好地作出判断，看清哪些信息、哪些论断在论据与逻辑上有根据。

　　但是，对批判性思维过多的强调可能会演变成一种惰性怀疑主义，特别是如果这种批判不注重论证或论据。最近，我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做案例研究，探索经验主义而不是批判主义的怀疑式方法，我们依然需要而且必须作出判断，但是应该找到一种带着信心与识别能力的方式。

　　当然，创造性可以与务实的方法联系在一起。批判主义要懂得避免冒险，而冒险对创造性却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创新，我们有时不得不将批判主义暂且搁置一边。但是，最后在判定某物是否真正具有创造性或者某人确实具有创新精神时，我们还是需要批判主义，并借此作出判断。因此，我认为判断性与批判性思维可以并存，但这并不是说两者同等重要，我们应在不同场合对某一方有所偏重。

　　教育有益于个人、有益于世界

　　记者：维思里安大学首任校长Wilbur Fisk先生曾说，教育的目的有二：有益于个人教育、有益于世界。您就任校长时也指出，维思里安大学代表着机会，它将严肃的学术与愉悦的审美连接到一起，产生能给世界带来积极、有意义的影响。请问贵校师生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是如何贯彻这一理念的？

　　罗斯：今年5月，我们刚一起庆祝了我的两个学生令人骄傲的成果，2009届的Jessica Posner和2012届的Kennedy Odede在非洲最大的贫民窟——肯尼亚内罗毕市的基贝拉地区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这所学校将会为100名年轻姑娘们提供高质量生活保障和正式教育，为她们提供一个避难所，彰显她们的自我权益。Odede和Posner的努力赢得了全国的关注，他们也得到维思里安大学的大力支持。而他们这种行为也正是我们学校一直以来具有的市民参与的典型传统。正如你说的，这个传统深深扎根在我们第一任校长Wilbur Fisk先生的话语中。早些时候，学生们积极参与废奴运动和反饥饿大潮，中州镇的环境有利于这种传统得以继承与发扬，而维思里安大学也一直努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社会服务，并尽力为学生提供锻炼、实践的机会。比如，在当地公立学校上课、在“格林街艺术中心”（Green Street Art Center）实习，去帮助孩子等弱势群体。我们之所以成立服务—学习中心（Service-Learning Center），也正是为了主动创设一些跨学科的、支持服务—学习的课程。如今，该中心已经成为我们社区伙伴关系中心（Center for Community Partnerships）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已成为其他学校探索如何与当地社区建立良好关系的一个榜样。

　　记者：通识教育在维思里安大学备受推崇。请您具体阐释一下贵校是如何实践这一理念的？

　　罗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指鼓励学生在老师的指引下，探索自然、社会、艺术和思想世界。在这里，教师的指引不可或缺，教师会向学生解释这些模式及其相互间关系，如果没有教师的讲解，学生们自己未必能看清实际情况及内在联系。在探索过程中，学生通过不断学习与实践增强其能力，而这些能力让他们的学术道路有了更明确的发展方向，因此也变得更加有意义。我们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而这也正是我们努力传授给学生的，它们包括写作、说话、口译、定量推理、逻辑推理、设计、创新与悟读、伦理推理、跨文化素养、资讯素养和德育（effective citizenship）。此外，我们也重视培养学生在某一专业的特长，并以此为中心使其有一定广度。我们希望学生在具体课程的学习中培养上述各项能力。

　　推动学者与公众共同维护环境的“可持续性”

　　记者：维思里安大学因在净化空气与绿化校园环境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荣获2010年度康州气候领导奖。对此您有何感想？

　　罗斯：这一奖项也是对我们学校在理论和实际上实践“可持续性”的认可。我们根据绿色原则来管理校园，并在这方面日益加大力度。此外，作为一个科研和教育机构，我们直接参与了最前沿的研究，正在进行很多自然环境、人类对地球影响的课题。与此同时，很多课题也开设相应的课程，它们涵盖领域甚广，从生物学到经济再到政府管理，从舞蹈到语言到文化，再到发展前景被一致看好的跨学科合作，新的视角与研究方法都被介绍到这些课程中。

　　我们正在筹办创立环境学院，使它成为一个跨学科的智库，并成为维思里安大学师生与外界研究人员联系的一座桥梁，推动他们共同研究环境问题。环境学院的任务是对全球重大环境问题进行高水平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面向研究生，使他们既能解释科学信息，又能理解这些科学信息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此基础上以更强有力的方式，促使学者和公众都参与这些事业，更加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

　　记者：在您担任维思里安大学校长之前，您曾担任过加州艺术学院校长，其间您因大大促进了加州艺术学院的学术水平、声誉以及在财政上的良好成绩而备受称赞。请问在任维思里安大学校长期间，您的工作重心有哪些？您认为挑战主要来自哪几个方面？

　　罗斯：我们主要的工作重心是进一步强化学校提供的突出教育经验，主要方式是增设更多小班化教学（将学生人数控制在20人以内），此外，努力扩展维思里安大学在全球的影响力，鼓励创新。

　　当然，要实现这些目标并非易事，我认为我们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模式中工作，同时又能保持我们的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是让我们与众不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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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思里安大学，建于1831年，由康涅狄格州中州镇（Middletown）的卫理公会派教徒所建立。开学时仅有学生48名、教授3名、助教1名，而学费也仅有36美元/年（现在的学费超过30000美元/年）。在建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默默无闻的一所教会男校。但是1872年，这所康州小镇中的学校突然吸引了全美国的眼球，因为它通过了一条当时是禁区的条令：允许男女同校学习，这在当时男女分而治之的美国学校界是一场不小的轰动。

　　今天的维思里安大学有超过3100名经过层层挑选的优秀学生（录取率25%），其名气在美国大学界也占一席之地，与Amherst College和Williams College 并称美国“小三杰”（little three）。该校以注重通识教育和自由主义著称，校内社会运动活跃，和美国少数民族人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同性恋权利运动组织联系紧密。而在学术方面，其天文、电影、社会、经济、历史、哲学、政府管理、音乐也在美国学术界享有盛誉。维思里安大学是著名的“国际学生友好”（international student friendly）学校，其Freeman 奖学金更是针对亚洲学生而设定。和其他学校不同，维思里安大学没有座右铭，而有一支著名的战曲（The Fighting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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