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走过了30年的道路，在此我衷心地表示祝贺！《中国社会科学》给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和机会，有力地促进了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尤其对一些青年学者而言，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鼓励，有利于奠定学术生涯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的英文版，在向世界传播中国学术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是中国文科学术的重镇，为中国的学术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忠实读者，它是众多学术刊物中我最喜欢的一种。因为里面刊登了各种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文学研究成果也是其重点之一。这些论文给我的印象是：资料翔实、逻辑清晰、观点鲜明，可以说都是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优秀之作。有一段时间，尤其是在50岁左右的时候，我几乎是每期都看《中国社会科学》，不光阅读文学的，哲学、历史、社会、经济等其他学科的文章也都看，既丰富了知识，也获得了很多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科学》是我的老师，一位无声的老师。它不像普通的老师在课堂上讲课，而是用文字的方式带来新观点、新视角。一些有价值的论文，我都是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看到的，像林兴宅的《论文学艺术的魅力》，用系统论研究文学的审美，令人耳目一新。

　　《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论文往往具有学术上的开拓性，引领风气之先，并发挥着持久的影响力。我的第一届博士生罗钢在通过答辩后，将博士论文中的一部分整理成《“五四”时期及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在《中国社会科学》连载3期，并被翻译成英文单行本发行海外，在比较文论的影响研究方面开创了新的局面，对比较文论学科的建构和提升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论文资料翔实、意脉清晰、分析到位，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而且至今仍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显得过时，依然发挥着影响。其中，他对梁实秋的新人文思想梳理得尤其清晰，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如何进行对话、如何发生交融以及如何影响中国文论的走向。直到现在，人们谈到梁实秋的文论思想就不能绕过他的文章。《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论文，有时看似只是一篇文章，但是实际上打开了一个学术研究的方向。

　　还有像我学生王一川的《二十世纪西方美学中的语言本质观》也开启了新的思路；我学生赵勇的《媒介文化语境中的文学阅读》和《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反思》都是对学术界前沿问题进行研究与思考的成果；我同事方维规教授的《“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引入了新的历史语义学的研究视角，我读了颇受启发。《中国社会科学》刊发的论文代表着中国文科学术发展的方向，它的确是中国首屈一指、分量最重的文科论文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辑在编发论文时，追求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彻底的匿名评审，使《中国社会科学》刊发的论文多年如一日地保持着高水平和高质量。由此，它引导了一种优良的学风，对此我非常赞赏。

　　现在的文科学术界，学风已成为一个大问题。很多论文既无自己的观点，也没有自己的材料，全是拼拼凑凑的东西，这些所谓的论文已成为学术垃圾，除了在评职称时凑数之外全无意义。但《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论文完全不同，只以学术质量取胜。我一向主张，优良的学风不是几条干巴巴的规定，而是在“进”—“出”—“进”这样的一个研究过程中。先进入研究对象的世界，然后又能走出来，看到庐山真面目。这一过程正好和“无我”、“有我”的过程相对应。因为第一阶段必须非常客观，采取“无我”的态度，收集各种材料，甚至完全相反的材料；但第二阶段就要“有我”，即提出自己的研究所要着力阐发的观念。然后还得再进去，对材料加以鉴别，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用那些精而真的资料，全力去求证提出来的假设。一个人做研究，如果能认真地走完这个过程，那么总会有研究成果，学风也自然会得到肯定。我觉得《中国社会科学》所刊发的论文绝大部分都走了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学风是优良的，学术质量也得到保证。我期待《中国社会科学》在倡导优良学风、提高学术质量方面做出新的努力，为中国的学术事业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提一点建议。我希望《中国社会科学》今后能就学术研究方法刊发一些文章，探讨一下文科学术研究方法论的问题，以引导学者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因为很多年轻学者刚刚起步，不知道文科的学术研究该怎么做，该走怎样的路，该如何开始自己的学术之旅，而很多教师也不知道如何研究。要是能在这方面开辟一些领域，可能会对大家有更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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