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你生活在快乐时代”（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据说这是一句中国谚语。如今，边界被赋予了新含义，不同文化背景人群间的接触也日益频繁与密切，整个世界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

　　我们不应过分夸大过去的孤立、分隔程度及交流方式。其实，人类自出现以来就一直在尝试着与外界沟通，并与其他族类的人群进行贸易或其他形式的互动。几乎没有哪个人或族群被完全孤立，也不存在“纯文化”。中国和美国也从未割断过彼此间的联系。美国一直被标榜为移民国家，其中来自中国的移民亦不占少数；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本身就是多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各族语言、文化和历史在相互交融中不断发展。此外，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来自“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起着重要作用，例如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其中国化，甚至分为“西方”与“东方”这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历史的误读。

　　跟以往相比，现在中西接触与依赖的程度以及各种交流发生的速度明显发生变化。

　　在全球化时代，学者无法置身事外；恰恰相反，正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学者的治学热情空前高涨，“全球学术”亦成为可能。我们应如何应对这种变化？我们会像害怕特洛伊木马那样恐惧这种“亲密”接触？从而忽视这些变化，或暗自祈祷希望自己不会被“殃及”，或战斗以维护我们文化的“纯洁性”？这些问题我们均无法回避。

　　作为国际性学术期刊《历史与理论》的执行主编，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明确的：在探寻人类史及其研究的本质与意义时，我们将打破地域、政治、社会、文化等壁垒，追求真知。我们一直在积极鼓励新的问题与方法，以及不同文化背景学者的多视角思路。我们始终相信，为攀登学术高峰，必须加强交流，打破语言、文化、政治或宗教上的所有壁垒。

　　当然，这是一种十分理想化的表达方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有各自的特点，有自身的历史内涵。我们都会很自然地认为自己是宇宙中心，我们的文化、思维模式及生活模式也是中心，我们掌握着真理。但是，事实上不可能所有人都在中心，如果我们稍加思索就不难发现，每种文化都是集合体，而且即使是一种文化，在经验、思想、价值和社会接触方面也都是有限的。

　　关注我们学术的健康发展，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只承认那些显而易见的想法，我们应该促进学术的活跃性，鼓励更多的专门性交流与接触，并努力为此铺平道路。例如，著述或者采纳一些不那么引人注目或独辟蹊径的文章。在与不同文化或地域的学者交流时，应相互尊重、认真思索、积极参与讨论。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不容忍差异与异议，相反，正是有不一致，才能更好地取长补短，并激发更多反思和更深远的发展。

　　自1960年创刊以来，《历史与理论》一直以注重国际视野著称。目前，我们的读者中有72%来自国外，而作者也来自世界各地，如2007年的作者就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德国、希腊、印度、爱尔兰、以色列、日本、荷兰、新西兰、瑞典、美国，还有中国台湾地区。然而，在这个单子上，很明显缺失了中国大陆作者，虽然我们刊登过中国学者的文章，也刊登过关于中国历史或史学的论文，但总体而言，其数量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中国文化和学术的重要性、中国读者及中国作者的人数比起来确实有些不相称。如今，中国学者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学者之间互访与交流日益频繁，这个问题更是急需得到解决。

　　这也正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和今后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扩大与中国学者的交流，加大关注中国方面的话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面旗帜，引领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前不久，我们有幸与前来美国访问的杂志社代表团进行了深入和富有成效的交流，其中包括《历史与理论》与杂志社之间的各项合作。今年正值《中国社会科学》创刊30周年暨《中国社会科学报》创刊1周年。无论是《中国社会科学》还是《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国际交流与促进跨国界学术发展的道路上都走得很好，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深信，与这么优秀的中国学术期刊杂志社合作，一定有助于推动学术尽可能地超越地域性，激励学者探索更好的方式与思路，进一步了解人类史及其研究的含义与本质。

　　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快乐时代”，它不仅充满危险与紧张，也充满各种可能性。共同推动跨文化学术的发展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十分有价值的。作为学者而言，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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