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中国社会科学》创刊30周年暨《中国社会科学报》创办1周年，围绕着学术报刊，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报》这类综合性学术报刊与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建设问题，本报记者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进行了专访。

　　记者：您长期工作在科研第一线，又曾经是《中国社会科学》的编委，从个人经验出发，您如何看待学术报刊与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进步间的关系？

　　王缉思：学术报刊对哲学社会科学有着重要的推动和引导作用。坦率地说，学术期刊，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等一批受到学术界认可的核心期刊，它们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学术专著的质量相比，还是略高一筹。原因很简单，一是学术期刊资源有限，竞争很强；二是学术期刊对学术文章的学术性要求比较高。学术报纸也一样。一般的新闻类报纸时效性强，但对问题的分析只要求自圆其说，不要求有严密的逻辑和经得起推敲的理论体系。它们所刊发文章的学术性，整体上不能与《中国社会科学报》这类学术报纸相比。我个人认为，学术报刊依然是推动学术进步的最好平台。

　　记者：国际问题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学术论文在综合类学术期刊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有人认为这是综合类期刊对国际问题研究这门学科的偏见，有人认为这是国际问题研究被边缘化的具体表现。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缉思：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这一类综合性学术期刊中所占的分量一直都不大。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比较复杂。首先是因为很多优秀的专业论文把在对口的专业性杂志上发表作为首选。但从更深层次上说，这还是由该学科存在缺乏学术根基、缺少现实关怀等问题造成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水准有一个整体的反映。从我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编委的经历来看，综合性学术期刊对一个学科的推动，归根到底还是依赖于该学科科研成果的理论深度和现实意义。国际问题研究在这两方面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和挑战是造成其学术成果在综合性学术期刊中入选率偏低的深层原因。

　　记者：如您所分析的，国际问题研究遇到了瓶颈和挑战。您能否就这一困境的具体内容及其产生原因作深入分析？

　　王缉思：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问题研究的核心是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即国际冲突问题。冷战结束后，国际经济问题的重要性日益上升，恐怖主义、公共卫生、非法移民、走私贩毒、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渐突出。这些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国家与国家间的安全问题，而是全球性的多领域交叉性问题。这种变化极大地拓宽了国际问题研究的领域，但也动摇了该学科的学术根基。传统国际政治理论或称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无法很好地解决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些现实问题。

　　具体到国内，情况更不容乐观。国内研究过多地依赖美国范式，在理论的推进方面乏善可陈。加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不够发达，很难期待国内的国际政治学者能于近期内创造出一个发达的理论支撑。更何况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回避价值观问题，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层问题就隐藏在是非判断之中，而这恰恰离不开政治学的深层指导。不仅如此，国内的国际问题研究还存在基础性研究薄弱的明显缺陷。学术研究的资料来源以书本、期刊、报纸上的二手资料为主，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同时，学者把研究的重点过多地投注于西方，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我们的邻国缺乏了解，削弱了国际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

　　记者：面对国际问题研究的现实困境，综合性学术报刊在推动其学科发展方面是否就无所作为了呢？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和期待？

　　王缉思：我认为，像《中国社会科学》这样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在推动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发展方面还是有一定优势的。目前，国际问题研究要想有所突破，比较现实的做法就是与其他学科和领域进行合作性研究。综合性学术期刊能够打破专业框框，在支持国际政治与其他学科的结合点、结合部的研究方面恰能发挥作用。另外，《中国社会科学报》也可以利用自身周期短、灵活性大的特点，就国际领域的热点问题，组织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在推动国际问题研究突破狭隘的专业视野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在很多国际问题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国际问题研究也存在一个从研究外国问题到研究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问题的转变，也就是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结合。这种转变对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一个考验。但这种转变也为学术报刊与国际问题研究找到了更多结合点。我期待《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报》等综合性学术报刊为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发展提供更多平台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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