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因缘，无以成人生，只不过因缘有深有浅而已。我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因缘，可以追溯到1980年该杂志创刊不久。当时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研究生（戏称“黄埔一期”），毕业留在文学所，就听闻这份社科界最高刊物的择稿标准，是文稿须高于一般的博士论文。这自然是我这种初出茅庐之辈不敢问津的。不过，听说总编辑丁伟志先生希望发表一些年轻人的文章，一可扶植学术新生力量，二可活跃刊物的空气。这就提供了一种因缘。于是我硕士论文的一部分《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几经辗转到了编辑的案头。杨柄先生当时出版了《列宁论文艺》，我是知道的。他对我的文章作了不少调整和修改，把我约至编辑室的时候，但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满面笑容，给我谈论文章之道，称我的一些见解相当新锐，又说一些地方写得过于“丰腴”。并且说，这篇文章将在1982年第四期发表。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并无多少过人之处，只是表明编辑们看上了如此作者是一个肯在文献上下功夫的人。初出茅庐就被人赏识，他再上征程，也心中有底，腿上有劲，此中功德不可低估！

　　也许自惭能力有限，此后将近10年，我却再不敢把文章拿到该刊献拙。而是在10年里大量读书，写成三卷《中国现代小说史》，自己竟然也破格成为研究员了。此时丁伟志先生已是常务副院长，还是他把我介绍给胡绳院长，说是相当有分量的年轻学者。胡绳的秘书孙立峰在院部通讯写了一篇介绍我艰苦治学的文章《小屋里的大工程》，其后孙立峰和他的年轻朋友马良（助理编辑）来看我。我当时从现代文学转治古典文学为时不久，正在写《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系列文章。应他们之约，也就选了一篇《汉魏六朝“世说体”小说的流变》寄给马良。这就是我与《中国社会科学》10年后的再度因缘了。这次接待我的，是老编辑朱成甲先生，他是该刊编辑中对我帮助最大的人。我当时年轻手快，一篇两万字的文章从大量读文献到写成，也就只需两个多月，行文难免粗糙。朱先生责任心很强，帮我字字句句地推敲，并把我约到办公室一一修改，往往一改就是半天。他的认真给我许多激励，以后为文，更加注重字斟句酌，在行文的精确性上下功夫。在1991—1995年的5年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连续发表了研究古典小说的六篇长论文，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和其他刊物上也发表了一些，引起了学界的注意。据说东北的一位古典文学博士生导师说，“古典文学研究界出现了一位高手”，新加坡和韩国都有教授认为，“中国有两个杨义，一个搞现代文学，一个搞古典文学”。因为我的名字很容易雷同，当记者的、讲相声的、捏脚的，都有同名者在。但是，这些来自国内外的不虞之誉，还是激励着一个由现代文学转攻古典文学者的信心，觉得自己在贯通古今上不是没有能力和作为。由此可知，本人的学术逐渐发展成现在这个模样，是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在我的学术由现代转向古代的发轫期的悉心扶植分不开的。刊物也能模塑学者的模样，这是办刊的有识之士应该注意，并视为人生乐事的。

　　有创新精神的作者和好编辑的关系，往往存在于以文会友之中。记得有两次到杭州、曲阜开学术会议，主办方不知出于何种考虑，都把我和朱成甲先生安排在同一个房间里住。朱先生身体健壮，气功了得，入寝后鼾声如雷，抑扬顿挫，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我心静如水，醒时谈笑风生，眠时相安无事，主人想把我们另作安排，还被我们婉谢了。我在朱成甲先生手中发表过敦煌变文、《阅微草堂笔记》的研究文章。1996年底到韩国访问，作了“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讲演，这篇很长的讲演文章，是在当时的文学编辑室主任马自力手中发表的。《中国社会科学》是大型综合性学术刊物，多发表大命题、跨学科的文章，在秦毅、赵剑英先生主持工作的时候，我又有关于叙事学、楚辞研究与现代学术方法通论的文章见于该刊。刊物的这种厚重、大气和视野开阔的办刊方针，对于催生新的学科、学科分支和有创新锐气的文章，起了良畴沃土的作用。

　　第三度因缘，是2003年我当了刊物编委后，深感刊物对发挥编委作用的一片真诚。李铁映、陈奎元、王伟光等领导，都对编委的作用寄予深切的期望。高翔先生任总编辑之后，雄心勃勃，亦刊亦报，红红火火。但我这几年专心于先秦诸子发生学的研究，除了一些涉及面较广的学术文化讲演，行文较自由，不甚适合典重的刊物之外，诸子学文章一写就是四五万字，不愿为难编辑，为我那些不成器的文字花费过多的篇幅。因此高翔先生一再向我约稿，我也只能敬谢不敏。恰好我有一篇几年前在韩国的讲演《中国文学对韩国的百年叙事》，河北大学的常彬教授曾经在我这里当过博士后，参与了这个中、韩、日三国学者的合作项目，清理过抗美援朝文学的材料3000多种，写出不少高质量的论文。在文学编辑室主任王兆胜先生的支持下，就请她对此文作脱胎换骨的修改（连题目都改为侧重“朝鲜”），由一万字改成二万多字，也发表在2010年第2期的《中国社会科学》上了。我跟年轻人合作的文章不算多，凡是年轻人写初稿的，我都要改得面目全非，一篇论文除非增改七八千字，是不敢署上自己名字的，绝不掠人之美，或掩人之长。这篇文章由于常彬用力最多，我就坚持把她的名字署在前面。我觉得，学术界应该树立一种诚实、谦虚、实事求是、奋发有为的作风，对真学术有敬畏感，有呕心沥血的执著追求，向学有所长的老专家学本事，为后生可畏的年轻人开道路，标准明而心气顺，步履实而勇创新，这才能开创现代大国学术文化的新境界和大气象。那种靠坑蒙拐骗，以手腕谋虚名的做法，应休矣。对这类做法若不禁止和杜绝，任其得计，是会损害国家的学术文化根脉的，切戒切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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