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正式出版前，要先印“样本”，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这一举措使我们对即将面世的这本刊物的严谨治学精神，产生崇敬心情和深刻印象，大有刚起步就气度非凡、耳目一新之感。

　　《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已经整整30年了。作为全国社会科学界层次最高的权威性综合刊物，独树一帜，已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为创刊号登载拙作《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应编辑部之约，对此文刊载经过作了一些回忆，由此也引发了诸多思考。

　　此事还要从入选过程说起。1979年9月初，我接到一个语音亲切而又厚重的陌生电话，正在沉默的瞬间，对方善解人意地自报“家门”，并简要说明事情的原委：我是《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左步青，胡乔木同志看到你写的中共一大考证文章，慎重交代应该把这一党史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向国内外介绍，并推荐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因为时间紧迫，我们想尽快与你见面商量。

　　提起考证一大，有必要说明一下缘由。1978年5月，一场声势浩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蓬勃展开，犹如一阵春雷激起理论界的强烈反响，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以新的姿态逐渐繁荣起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亲自倡导编写一批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其中包括多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乔木同志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长达30年，斗争之激烈，道路之曲折，胜利之辉煌，都是中外革命史上少见的，应该如实而又详尽地记载下来，传之后代。1979年初，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下，开始启动这项重大研究课题，由著名史学家李新主持。由于军事斗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和优点，特地借调了几位军队史学工作者参与编写工作。这套革命历史长编，原计划分为14卷（后成书出版时调整为12卷），首卷是《伟大的开端》，着重反映1919年至1923年的革命史，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在这卷里。当时各条战线都在学习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李新同志强调首先把史实搞清搞准，历史长编性的著作才能站得住。因为分给我的任务是起草中共一大这部分的初稿，写书稿前我着重进行资料准备，在收集整理大量资料中发现不少史实不准，并有截然不同的说法。经李新主编同意，先着手史料考证鉴别工作，经几个月的专题研究，写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的初步考证》。李新审阅后感到很有价值，但这个问题很大，要改变多年的传统说法，还是稳妥些为好，先放在内刊上发，听听反映再说。经他推荐，此文发表在革命博物馆编印的《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9期。乔木同志看到的正是这篇内刊稿子。

　　接到《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电话后，长期军旅生涯养成的组织观念，促使我立即向李新同志报告，并表示这是编写组的集体成果。他得知乔木同志肯定而且亲自推荐也很高兴，要我抓紧与编辑部沟通，进一步改好稿子。在联系中得知《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正式出版前，要先印“样本”，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这一举措使我们对即将面世的这本刊物的严谨治学精神，产生崇敬心情和深刻印象，大有刚起步就气度非凡、耳目一新之感。

　　因为要在10月印出“样本”，时间已经迫近，责任编辑左步青不顾天热路远，来到编书组所在的中央党校。交谈中他问起近期是否还有相类似的成果，可以把文章做得更厚实些。正巧，那时我已完成了中共一大出席人数的考证，回答另一个有不同说法的问题。左编辑带走了这篇新稿，说是回去研究一下。随后，我也多次去过编辑部，经审读讨论，并报总编批准，把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两个考证，组合成一篇近两万字的长文。

　　方案定夺之后，立即投入文章的改写工作，日夜加班，反复推敲，充分论证，对涉及的30多段引文都与原始文献重新核对一遍。同时，步青同志精心编辑，逐字逐句审读，从行文逻辑到文字表述都仔细校正，对提高文章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这种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和深入细致的工作态度，使我感受颇深，切实体验到新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推出一股新风。

　　1979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样本”印出。在与有关领导、部门以及学术界广泛征求意见后，编辑部汇拢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编印出几十期《工作简报》，我也曾收到过若干期。大家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创刊十分关注，倾注了很高的热情，意见内容也很丰富，既有编辑方针、总的评价，也有对某篇文章的评议，还有政治性、学术性、技术性的具体意见。这些意见对编者和作者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根据各方面所提的意见，再次作了删改和校订工作。

　　1980年1月10日，人们盼望已久的《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行。这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反映当代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国家水平的权威刊物问世，使社会科学界同仁受到很大的鼓舞，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人们争相阅读，好评如潮。

　　随着《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的推出，英文版也紧锣密鼓地编译。英文部主任赵一鹤先生与我取得联系，并预约相见。据他介绍，英文版的篇目与中文版并非完全相同，而是从中文版所刊载的文章中精选了几篇，另外又增加了几篇国外读者关注的论文。编辑部已决定将中共一大考证在英文版上发表，以便向国外介绍此项成果。因为一大考证涉及诸多人名、地名以及专用术语，翻译的难度较大，希望作者给予支持。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当尽力协助。接着与有关翻译人员多次商讨交流，反复推敲直到满意为止。为了保证翻译质量，英文部又特邀美国专家丹妮斯女士对英文稿审核校正。她十分专业，认真地对译稿的表述作了细致校订，完成委托任务后仍感言犹未尽，顺手写了一页便函，她说：“开始接到文稿觉得此文过长，仔细读后感到饶有兴味，这篇文章对研究中共一大而有争议的人们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们一定会被此文的详尽而又严谨所吸引。”

　　《中国社会科学》是我国社科界的共同家园，它的创刊既为社科界学术探索提供了高端平台，也为国际学术交流提供了重要窗口。创刊前后的一段交往，使我受到多方面的教育，也为后来的学术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中共一大的考证，与其说是一项研究成果，还不如说更是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党史研究的一个实证，而且后者更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其间既有胡乔木、李新等前辈师长的扶植关怀，也有编辑部、编书组同仁的支持协助，至于执笔者那是微不足道的。此文发表后，国内外反响强烈，几十种报刊摘要转载，并为一些论著、展览、教材广为应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美国百科全书、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等机构十分关注，并将其翻译为日文、俄文、法文，有些来华学者还要求与作者见面交流，他们认为：这项考证的意义不仅是一个难点的突破，更重要的是中国以实事求是态度研究中共党史的良好开端。这是后话，也是原来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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