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进步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术研究“百花齐放”的程度。以往30年里，《中国社会科学》为我国社会科学的百花齐放提供了重要园地。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举办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研讨会及发表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笔谈》，就有效地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在我国的普及，强化了我国国际关系学者研究方法的自觉性。这一点得到了国内学界同仁的普遍肯定。

　　以往30年，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经历了介绍、模仿和创新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进步的最根本动力来自于一些学者对学术研究的乐趣和认真态度。与美国相比，这三个阶段进步速度相对较慢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对学术研究有乐趣和态度认真的人数量还太少。进入创新阶段后，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进步速度比前两个阶段更慢了一些。孔子讲，“学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客观上，学习和学会都比创新要容易。学术创新不仅需要知识，更需要毅力，而学术研究的毅力则来源于学者们享受研究过程的乐趣以及对学术真理的较真态度。

　　社会科学的重大进步，经常体现为理论创新的成功。理论创新的成功是指创造出被学界同行广泛接受的理论。过去30年，我国学界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也有一些创新，但是重大的创新成果较少，成体系的理论创新还没有出现。为了推动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在理论创新上有较快的发展，我们需要学术刊物发表更多的关于理论创新的争论文章，以期增强学者们的理论创新兴趣。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引导理论创新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为促进我国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作出了贡献。

　　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知识基础之一是传统政治理论。目前体系性强的国际关系理论多是以欧洲传统政治理论为基础的。中国学者要在欧洲传统政治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建具有先天的不足，反之，通过挖掘中国古代国家间的政治思想创新国际关系理论则是中国学者的集体优势。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快了我国缩小与世界超级大国差距的速度。这一现实使得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基础上创造新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新契机。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用什么样的理论指导外交政策。中国的对外政策职能部门面临着以新理论指导战略转型的需要。加大对中国古代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挖掘工作，必然有助于我国学者在理论创新上取得重要成果。

　　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分裂局面，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西夏都是国家鼎立时期。清初和清末的对外关系实践也是非常复杂丰富的。无论是研究这些时期国家间关系还是整理有关国家间关系的政治思想，都有助于中国学者创造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崛起加速的历史时期，我相信《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国社会科学报》一定能在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工作中提供方向性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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