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在二三十年代社会史大论战中，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方法的解释力崭露头角，一些学者运用它研究中国历史问题而在论战中赢得优势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之理论指导的地位得以确立，学者们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外历史演进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学界也存在着重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指导实证研究，忽视对唯物史观丰富内涵的深刻认知和把握的问题。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以后，一方面，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许多国际国内的、现实与历史的宏大课题有待破解；另一方面，也存在西方史学思潮和理论大量涌入的冲击与影响。应对当前形势，应当强化对唯物史观丰富内涵准确、科学的理解与开掘，更好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的原意。通过研读，笔者认为，有十个涉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命题有待重新解读。

　　一是对有些基本概念的理解需重新审定。如，过去我们以“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的要素说来界定生产力，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是“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但“过程”并不是“力”，把“劳动过程”的要素构成解释为“生产力的构成”是牵强的。再如，我们一直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来界定生产关系，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表述是“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分配；因而也就产生了所有制……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这个劳动分工对所有制的决定关系被长期忽视掉了。

　　二是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有关历史动力问题的争论曾是“理论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争论最终被搁置。阶级斗争动力说与生产力动力说的纠葛未能厘清。因此，有必要对直接动力（阶级斗争）、最终动力（生产能力）与合力（参与历史运动的诸种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予以辨识。

　　三是社会形态问题。马克思在不同著作中对社会形态进行了不同的划分，有《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四阶段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五阶段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三阶段论。这些划分都是从什么视角作出的，哪一种划分更具根本性？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规律，还是经典作家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对具体社会发展道路作出的归纳？

　　四是历史发展是单线运动还是多线运动的问题。马克思既不是机械决定的单线论者，也不是无规律可循的多线论者，而是主张历史发展具有多样的统一性，即道路是多样的，但规律是统一的。

　　五是唯物史观是否是“决定论”的问题。如果根据列宁的界定，将“决定论”定义为“历史必然性”，那么唯物史观确实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规律的决定论。但这种决定论不是抹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宿命论，而是人的生产能力发展到什么水平就会有一系列相应必然结果的决定论。其中，生产能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能力发展的反作用都蕴涵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六是意识由什么决定。“物质决定意识”作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似乎不容置疑。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存在决定意识，存在就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他们还提到“社会决定意识”。多种提法该如何界定？

　　七是国家性质的问题。过去，我们将国家界定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但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论述到国家还必须履行公共职能。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国家的性质由什么决定？

　　八是后发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给察苏里奇的复信》中提出，后发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其中最主要的条件是吸纳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显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需要我们结合现实对这个命题进行深入分析。

　　九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两条道路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1卷等著作中提出了无产阶级通过暴力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但他在《资本论》第3卷中又提出另一种“自我扬弃式”的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马克思是敏锐地把握了“资本社会化”、“合作工厂”等征兆而提出后一种论断的。结合现实世界的演进，该如何把握马克思的论述？

　　十是关于阶级结构问题。过去，我们认为，马克思是主张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将愈益两极化，由此引发阶级矛盾尖锐化，导致无产阶级革命。但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两处提到中间阶级数量的增加是资本主义的现实所在，而这无疑是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自我扬弃相联系的。对此，又应如何正确理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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